伊朗革命与核问题

 北京青年报：张剑荆

■《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国际问题专栏作家

　　承平久了，人们大概很容易忘记目前的国际秩序是在革命和战争中形成的。20世纪始于革命，俄国、欧洲、中国等都经历了连续的革命，以至于完全可以说，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而这一系列的革命都可以看作是对近代社会现代化运动的一种反应，是对压迫性体制的反抗。现代化以及革命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又使20世纪成了战争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仅世界规模的战争就发生了两次，在激烈的对抗环境里，原子弹被发明出来了。战争改变了大多数国家的命运，也导致了国际体系的崩解和重组。

　　然而，革命运动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被改革和转型代替，和平与发展成了时代的主题。恰恰在这个时候，伊朗革命发生了。这场发生于1979年的革命是20世纪最后一场革命。现在看，伊朗革命与20世纪的一系列革命属于同一谱系，即都是对于遍及世界的现代化运动的反应，革命者试图通过革命，改变自己在压迫性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为自己的国家开创一个全新的未来。它也包含着一个革命的重建国际体系的纲领，并热情地向外输出这一革命。

　　伊朗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中东地区的国家间关系。这场革命所追求的目标是抵御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革命者希望这场革命越过边界，进入到每一个穆斯林国家。伊朗精神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说：“革命的概念与春天的温和气候是一样的。它不承认边界和疆界，它会穿越它们。”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1984年宣布说：“无人能够掩饰或试图加以掩饰伊斯兰革命的输出。伊斯兰革命不把其真实和高贵的本性局限于地理边界，它以传送革命要旨为己任，这种革命信息与伊斯兰先知的启示完全一样。”这场革命所释放出的能量，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冲击着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革命者对美国驻德黑兰使馆的占领，成了那个时代的象征，当时的美国政府受困于伊朗，不亚于今日受困于“9·11”恐怖袭击事件。这场革命还导致了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

　　为了对抗这场革命，美国同很多国家结成了联盟。现在已经成为美国阶下囚的萨达姆曾经就是美国倚重的盟友。但在两伊战争结束后，整个90年代伊朗相对而言是温和的，它在一旁旁观着自己的宿敌、美国曾经的盟友与美国展开激烈对抗。而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观察家们立即就意识到，伊朗有可能结束观望，重燃革命烈焰。

　　从两伊战争结束到哈塔米执政期间，伊朗的核计划一直隐而不显，而在宿敌被美国征服，区域安全形势好转的时候，反而高调宣扬其核计划。这其中起支配作用的动因，一是未息的革命激情，二是冷静的现实政治考量。就前者而言，有伊朗革命在先，就一定有核计划在后，核计划是革命整体战略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后者而言，核计划是与美国较量，并彻底改变自身国际地位的最有效武器，在当年这得靠输出革命，而当革命热情经过26年岁月磨洗开始衰退的时候，当输出革命不再合乎时宜的时候，核计划大概就是唯一能够代替革命，最终实现改变国际体系目标的东西了。

　　如果伊朗革命不是碰巧发生在1979年而是更早些，那么，伊朗的核计划或许早就成功了。但是，在这个和平、发展和改革成为时代主题的新世纪，伊朗的核计划注定不会顺利。当它试图通过核计划改变现有秩序的时候，就注定了这将是一场孤独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