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多的年轻孩子天真地以为，他们在教科书上才看见的年代，是一个虽然清贫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年代，是淳朴到没有太多尔虞我诈的年代，是官僚机制僵化却没有荒淫腐败的年代，总是一个物质匮乏精神高尚的时代。借助这则短文，我想说明的是，我们亲历的“票证时代”，是从物质到精神都处于赤贫的、残忍的血色时代。
让我从衣食住行说起，其背景是相对富足的江南小县城，因此其所陈述的不是那个年代最悲惨的片断。
关于衣着，现在满大街的服饰千奇百怪，五颜六色。从西服到唐装，从国际名牌到地摊货，从厚重温暖到轻薄隐约，俯拾皆是了。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服装无非是极其有限的几种颜色，黑、白、灰、靛蓝和军绿，在明朗的天空下，一群群毫无色彩的人走来走去，最常见的服装式样是军装和中山装。几乎所有的衣服、裤子和袜子都有数不清的补丁。江南小镇的母亲们不得不把破布用浆糊一层层糊起来晒干，然后用长长的缝衣针加顶针，艰难地一针阵地纳鞋底，那些二三十岁的母亲被线勒得满手粗糙甚至流血，只为自己得子女不打赤脚。那个场景的艰辛，不是革命歌剧上轻描淡写的诗意，而是求生的挣扎。
衣着尚在其次，最能赤裸裸地表现人生存欲望本身的是食物。食品长期的、极度的匮乏几乎使得人人都面有菜色。作为城里户口，江南小镇的定量根据性别年龄以及工种而定。一个成年男子，一个月的定额是四两菜油、半斤猪肉以及28斤米面，生活中的一切都需要票证，从肥皂到煤油、从糖果到米面，从豆制品到鸡蛋，从布料到家具。江南的穷人家很少买瘦肉，精明的主妇们最爱买的是猪头，因为一斤猪头只要半斤肉票，其次是可以炼油的肥膘。可怕的饥荒夺走了数千万的生命，而饥荒与其说是天灾莫如说是人祸。
记得这样一桩事情，一个生产队派了五六个劳力到县城的炼油厂用竹篓挑回豆渣饼，豆渣饼是大豆榨油之后轧成大概30公分直径、2公分厚的压缩饼，通常作为猪饲料。在挑回生产队的途中，其中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实在又累又饿，因此就着冷水偷吃了几口豆渣饼。男孩不知道，豆渣经胃酸和水一浸泡会急剧膨胀，结果不多久男孩腹痛如绞，在地上打滚，同行的其余汉子问清楚了事情之后，没有抚慰或者救助孩子，而是用扁担把孩子当场活活打死了。这就是人性，因为孩子竟然偷吃了，他多吃一口生产队的其他男男女女就会少吃一口，而其他人饿得难以抵挡的时候，孩子居然撑得肚子疼！当年吃树皮、吞观音土并不希罕，甚至易子而食也并非没有发生。
那么住呢？当时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不足五平米，只有大型浴室的浴池才贴有白色的瓷砖，没有听说过谁家有卫生间和厨房，家家都用的是蜂窝煤。男男女女不管多少人通常都拥挤在1－2间房子里，当时除了吃饭和孩子写作业之外，家庭主妇通常会关掉白炽灯，改点一种功率为三瓦的灰白细长的管儿灯。要养活一个孩子是非常昂贵的事情，因此在某个清晨，国营菜场或者十字路口，常常会有一个大竹篮，竹篮当中是用破棉絮包裹着的婴儿，孩子细弱的哭声断断续续，大人们围观着叹息着散去，孩子娇嫩的脸渐渐失去温度最终变成青灰色，无声无息中死去，这就是他们的一生，他们的父母未必不爱他们，但却自己都几乎难以活下去。至今我仍然不清楚，这些孩子的尸体最终归于何处。
人与人之间是布尔什维克式的纯真吗？相信当时孩子们第一次拿起笔的时候，母亲都会惊恐地、反复地叮嘱孩子，一定不要在领袖画像上乱涂乱划，那是一种危险的大不敬。江南小城不断有什么百万雄狮派和横渡大江派之类的流血争斗，我的一位亲戚就被打断了腿挂在房梁上，深夜几位朋友冒死才救了下来。如果有人认为那个时代没有腐败，那么当时一个国营菜场卖菜的，或者当时食堂的大师父享有的，对普通民众而言，简直是至高无上的特权。更何况各种专供和特需制度！从庐山到西湖，多少巧夺天工的首长工程在悄然进展！恐惧、出卖和冷漠，几乎是人与人之间的唯一关系。
历史呵，多少罪恶借汝名以行！因此当今天的孩子那么天真地赞美集权和计划，那么愤怒地诅咒他们现在所面对和拥有的一切时，我想写下我经历的血色票证时期，今世有着金玉其外的种种藏污纳垢，但我更深知昨日人如刍狗的悲剧。试图回到过去，只能是一种既欠良知又无良心的黑色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