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闲聊北京的几个民间学术群体（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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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周业安 |
| 来源：周业安blog 日期：2007-8-13 15:28:16 访问次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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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想聊聊北京的几个民间学术群体，之所以称之为群体，而不是团体，是因为这些群体看似社团，有一些却不在册，或者以其他的商业名目在册。这几天我一直提到结社自由问题，实际上现在以民间研究机构的名义是无法注册的，也就是社团管制。我下面提到的几个其实都是学术机构，也就是几个学者在一起玩的场所，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即使如此，也不能注册。但如果采取一个商业名义，比如某个咨询公司之类，又可以注册了；或者采取某个境外机构名义，比如“中华xx学会”之类，也可以活动。反正管制之下必然有突破管制的办法。毕竟管制部门的智商并不高，还是容易突破的。
我来北京比较晚，96年考到人大攻读博士学位，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接触这些群体，并且受专业限制，我也只能接触经济类的，所以我只能聊我所知道的。可能在此之前有更有影响力的，或者有很多非经济类的非常有影响力的，但我的确不知道，所谓不知者不怪罪，还请大家谅解。
我最早接触到的就是天则。记得那时天则还在方庄租的房子，离人大非常远。每回去的时候，很不方便。所以都要趁杨老师（我导师）去时跟着去，因为这样可以免费乘车。其实那个时候免费乘车也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坐面的，夏天没有空调，非常热，并且面的师父个个都非常勇猛，我本来晕车，可是每回坐面的还能撑住，因为师傅开得太猛，让我过度紧张，也就忘了晕车这回事。所以每次去的时候也算晕得不厉害。杨老师那时还比较穷，没有买车。但由于天则的魅力，还是坚持打面的去。那时有很多京城和外地的学者都是如此。当然，也有运气好的时候，比如正好维迎老师顺路回北大，那我就跟着杨老师搭他的便车。那时维迎老师回来不久，也没有多少钱，所以开了一辆捷达。当然，现在肯定不是咯。
天则在当时肯定称得上是国内经济学的最活跃的机构，也可以称得上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经济研究机构。当时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可谓人才云集，不仅有本土最顶尖的经济学者，而且还有刚从国外回来的学者。作为天则当时的核心层，以茅于轼先生为中心，团结了诸如樊纲、张宇燕、盛洪、张曙光、唐寿宁等一批好手，共同支撑着这样一个民间研究机构。这个机构不仅团结了学成归国的林毅夫、易纲、张维迎等几个，而且基本网罗了当时国内最出色的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同时，一大批当时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也直接间接进入了这个网络。可以说，以当时天则的学术网络，国内无出其右。现在有一些人老是高调标榜自己对国内经济学的贡献，实际上真正推动当时国内经济学繁荣的正是天则，而不是其他。现在的一些有影响的研究机构都是在后来开始兴起的。
天则的核心当然是茅老，当时茅老身体还很健康，到很多地方做讲座都是骑自行车，从三里河到人大这些地方还是挺远的，但他不打车。茅老是那种典型的书香门第的公子，举止文雅，虚怀若谷，淡泊名利，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迟到的，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他鄙视、轻视或者攻击别人。这是一种从小就养成的品质，也就是个人修养。先天不足的人需要后天不断努力才能达到这个境界，和读书多少没有关系。现在有很多学者硬件顶呱呱，就是缺乏个人修养，老是目空一切，把自己扮演成救世主。
我想正是因为，茅老的这种品质吧，才能够把当时经济学界最杰出的中青年才俊团结在周围，缔造了当时天则群星璀璨的胜景。
天则当时另一个极具号召力的人物就是樊纲。樊纲的组织能力和学术功底是大家所公认的。他和张曙光他们合写的那本公有制经济理论大纲在我看来是当时国内宏观经济学的最高水准了，直到今天去读读还是有启发。当然，他自己写的那本三大理论的综合就不足明显了，这也不能怪他，因为这是标准的西方经济学专业著作的特色，就是评介西方理论，再加上自己的一点想法，也就是思想史的通俗解读。西方经济学专业按照过去的理解，就是经济思想史研究，或者流派研究。樊纲很帅，这是当时学生们公认的。希望樊纲老师不要怪罪我。当时的确有如下民间传说：只要是樊纲的讲座，男生是很难坐到前排的，因为前面早就坐满和站满了女生。^_^。
天则的其他人也是在各自领域中非常活跃的，张宇燕对制度和经济史的研究；张曙光对宏观经济理论的研究；盛洪对产权理论的研究；唐寿宁对宪政经济学和布坎南思想的研究等，都代表了当时各自领域的最高水平。我想这么说并不过份。因为当时大学和社科院大多从事经济政策和改革经验的研究，对理论的探讨非常少。当然他们也认为自己是研究理论，但当时大学的经济学训练程度还是非常低的，最多也就个中级水平，而且还是在极少数大学。计量就更缺乏训练了。
当时天则的讲座非常热闹、平等、自由。讨论的水准也非常高。因为那个时候国内风化正茂的中青年才俊对知识极具渴望，而刚刚回国的才俊又急于传播国外的前沿理论和方法，所以双方一拍即合，互相促进，虚心学习。对当时经济学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当时林毅夫、易纲和张维迎也都是经常去的。后来丁丁回来了，也迅速成为话题的主角。我想丁丁肯定记得。我此言不虚。
我们学生辈有幸赶上好时候，能够在旁边学到非常多的新鲜知识。
在当时海外回来的学者中，我要着重提及维迎老师。现在人们对他有很多说法，正面的和负面的。我个人觉得，维迎老师对国内经济学的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当时在北京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我还没有听说有谁能够开设完整的高级微观课程。当然，这不包括在人大办的福特班和社科院搞的讲座，因为这些场合请了国外的教授，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听。事实上，我们当时的几批博士生，如果修过高级微观的，肯定是旁听了维迎老师的课。那时马捷是他的助教，我们称他为马老师，他还非常腼腆。后来维迎老师又开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正是这两门课，奠定了我们很多学生的研究基础。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是：自从维迎老师开了课，当时很多博士生的论文就开始会运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初步工具分析问题了，在此之前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之所以没有提高级宏观，是因为陈平老师讲着讲着就跑到他的混沌和分岔上去了，实在听不懂。也就没有听。所以当时的学生多半是微观好，宏观差。
进入接续的话题之前，顺便说一个维迎老师的趣事，足以体现其个性。维迎老师回来后，举办过多次讲座，讲他的研究成果；同时又给学生们开设了高微和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无论讲座还是课程都非常受欢迎。并且，就国内当时的企业理论研究现状来说，无论是掌握文献的量，还是研究高度、研究深度和研究方法，维迎老师的研究和国内同类成果相比都要远高一筹。其他人是难望其项背的。于是当国内每年开始评各种奖励时，维迎老师兴致勃勃地用那本《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去申请了一些主要奖项。我记得当时只有一个奖项给他评了个二等奖，其他的都没评上。把维迎老师气坏了。于是他说，要reject那个二等奖。据说他真的拒绝了，并且好像后来就再也没有参加过国内各种成果奖的评奖申请。想想也是，经常会有一些lemon获得经济学最高奖，也难怪国内没有一个奖项有权威性。维迎老师当时没有得奖，不过是政治立场不符合要求而已。论证资本雇用劳动，岂不是翻了天？毕竟国内学术研究是政治第一，人情第二，学术第三！
回到天则，我在前面说了很多天则的贡献，实际上天则的辉煌不过几年。有什么证据说明天则的确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呢？其实大家可以翻翻经济研究杂志，90年代中期好文章大多是制度经济学方面的，其他领域的好文章难得一见。而把国内众多中青年学者聚集起来，形成网络，共同推进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正是天则。这里得提到经济研究杂志。这个杂志是代表国内经济学研究最高水准的杂志。当然现在也走下坡了。但是，在90年代，研究者往往能以在这本杂志上发表论文而自豪，最好的文章也都是给这本杂志。所以在当时，一个研究者的经济学水平如何，就看看他或她在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有多少，被人引用多少。
但是，进入新世纪，天则开始走下坡路了。究其原因，我和唐寿宁曾经弄过一个简单的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可惜后来没有被天则其他人采纳。导致天则衰落的原因归纳起来有5个，3个外因，2个内因：
内因1：天则在最辉煌的时候，出现了膨胀心理，他们后来的目标是打造社会科学平台，并想申请办大学，这显然不切合实际。对天则本身来说，也是力不从心的。由于这个目标，天则把很多精力放到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交流上，忽略了原本立足的制度经济学研究以及其他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结果经济学以外的人介入越来越多，经济学专业人士则联系越来越少。
内因2：天则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在学术研究上形成核心竞争力。一个成功的研究机构，必须有自己独到的理念和研究范式，必须有自己的研究团队。天则本来可以围绕制度经济学来打造这个核心竞争力。并形成人才培养梯次。可惜天则后来完全忽略了这方面。原先影响较大的制度案例也是出现了质量下降的情形。人的精力有限，顾的东西多了，也就每件事都顾不上了。
外因1：高校的崛起。首先是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逐步崛起，当时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汪丁丁、周其仁等开始在国内经济学界逐步有了影响力。并且通过课程的设置、学生的培养、研究领域的拓展、大量的国外知名教授的来访等，大大丰富了国内的经济学研究，从而使得京城的年轻学子趋之若鹭。要知道当时很多讲座非常火爆，幸好当时浙大有个学生考到中心读硕士，我就以师兄自居，每每走个后门进去听。
外因2：研究的规范性提高。我经常说，当时的制度经济学研究火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国内中青年学者的经济学功底和掌握的方法还不足以研究经济学的经典主题，因为这些经典主题需要建模，需要计量，而当时国内再有名的学者都不会这些。制度经济学很多一块是和发展经济学挂钩，而这个需要经验，可以不要模型和计或者只要简单的计量，结果由于进入门槛低，所以国内学者大多就选择了制度经济学研究。我自己也是如此。但是，当制度经济学研究到一定程度时，不要模型和计量都不行了。特别是丁丁回来后，写了几个文章，其中一篇关于产权的，来了一个模型，把产权研究的门槛提高了。这个领域就很难按照以前的方式混了。好在当时这些学者已经出名，也就不需要在学术研究上投入太多精力。所以国内制度经济学研究也就逐步停滞下来，到今天还没有多少起色。
外因3：政府对天则的管制。由于茅老是一个标准的自由主义者，又因其影响力太大，所以90年代后期，基本上禁止茅老公开讲演，后来发展到禁止其著作出版和发表。天则也受到了各种无形的压力。原先能够获得的支持也没有了。比如举办一些讨论会，一些高校不敢承办，因为上面打招呼了，不许办。再后来天则都不给注册了。这些制约使得天则的发展空间得到非常大的限制。
总的来说，天则经过短暂的辉煌后，慢慢衰落了。对此很多人都表示痛心。但更多的是外力使然，不便言说。
现在天则已经门前车马稀咯。也基本上没有了人才储备。我看的上的就是一个杨培鸿，也要去香港科大攻读博士学位了。茅老已经年纪大，没有太多精力领导天则了。看来天则只能作为一段历史了。
尽管在前面的故事中多处写道维迎老师，难免在一些人心目中有拍马屁之嫌，特别是据说没有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我看后实在莫明其妙，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在这里明确的说，我所写的都是我经历的，我把真实呈现出来而已。我在人大，维迎老师在北大，他再怎么领导，也领导不到我头上！他再有名、再有权有势，也和我八杆子打不着。我要拍马屁，不如去拍我们校长的马屁来得实际。我尊敬维迎老师，是因为当时他的课的确惠及了众多年轻学子，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看看当时那么多年轻学生都从事企业理论研究，这难道是一个偶然吗？
我想简单和真实的生活，就这么简单。
接着说正题。
天则逐渐势头弱化，发展空间也越挤越小。经济学研究的阵地主要转到了高校。民间研究机构也面临非常大的困境。90年代后期，樊纲已经分离了出来，弄了一个国民经济研究所。按照樊纲的本意，似乎是要办成中国的NBER。我相信以他的能力和号召力可以做好，假如给一个有利的环境的话。可惜既没有天时，也没有地利，也就没有了中国的NBER。
樊纲的研究所一开始运行得也非常辛苦，一些研究项目主要面向年轻的博士生招标。不过那时他开了一个好头，就是科研项目以资助年轻博士生为主，并采取招标方式。这种方式给了我们这些穷学生机会。本来作研究很穷，又很费精力、体力和财力，所以很多人不愿投身了科研领域。当时天则也对社会招标，但名人参与太多，也就没有年轻人的机会。这点樊纲的做法非常坚决，就是主打年轻人。我们前面提到天则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注意培养年轻人，没有建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梯队。
当时很多年轻博士生都获得了参与研究的机会，并且也出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成果，发表在当时的经济研究和管理世界上。后来王小鲁老师加盟，再后来朱恒鹏也加入了。他们一起发展了一个市场化指数，试图通过这个指数来度量和记录中国的市场化进程。
市场化指数现在几乎成了国民经济研究所的唯一的产品。我不清楚他们后来的发展过程，以及出现的问题，因为毕业后忙于教学，已经很少和他们联系。只是前两年偶然有件事情，又和他们所负责日常事务的乔老师联系了，但交流不多，据说也搬家了。
不过，就市场化指数本身来说，尽管存在很多争议，但我还是认为，这是国内目前评价中国市场化过程的最好的成果。虽然国内有各种各样的市场化评价，但在理论理解上都存在错误，有些甚至就没有理论支撑。而市场化指数的设计则抓住了中国市场化过程的本质－分权和政府－市场关系的调整。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国内的影响力来说，天则之后的民间研究机构的确无法相提并论，如同一些网友所说，天则之后还有吗？
即使影响力不大，但还是有的。国民经济研究所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天则之后的研究所，但后面的确有。我还是要简单说说的。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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