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不过是金融市场危机的一个典型标志，看起来似乎是市场本身某个地方病了，公司和金融机构竞争不充分，甚至合起来骗投资者，而投资者又具有理性局限，具备从众心理，经常被公司和金融机构愚弄。投资者试图通过自身的力量来拯救自己，应该是不可能的，因此，金融危机的结果就是促成了建立在中央政府平台上的监管体系。美国1929年大危机最终让投资者发现，当时采取自治形式的纽约交易所是那么软弱无力，于是1933年的证券法和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把监管资本市场的权力用法律的形式赋予了联邦政府，中央一级的证监会由此开始了自己全新的且是神圣的使命。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银行业，都能够处于中央的强有力监管之下，对投资者来说，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即使有了发达的监管体系和高高在上的监管部门，但金融危机似乎并不想就此远离我们。在1929年大危机以后，美国依旧发生了几次危机，并且还出现了类似安然事件的丑闻。监管部门一方面在应对金融创新所引发的新的风险形式的时候，还缺乏相应的灵活性和能力；另一方面，即使在监控一些传统的操纵和欺骗技巧时，也是显得力不从心。人们不仅要问，监管机构老化了？变味了？还是和市场一样生病了？

拉古拉迈·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莱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2004年）给出了解答所需的一些线索。这本书单从书名上看不出和金融市场有何关系，但其内容确确实实是分析金融发展的。这本书要回答的是一个经济学中古老的问题：究竟是谁在阻碍金融市场的发展？作者明确给出了答案，“金融市场得不到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那些掌握和影响权力的人反对它的发展”（该书，第99页）。这个看似简单的结论是作者长期潜心研究金融所得出的结论，为此作者还提出了他们分析金融的一个独特视角——金融的政治经济学，顾名思义，就是从政治过程来理解金融活动，或者说，金融活动实际上也和政治过程密切关联。

金融真的和政治有关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一直谈论的泡沫或者危机是否也可能和政治有关呢？说到这里，读者肯定陷入到一个困境中，一方面，我前面强调监管体系的出现就是为了治疗市场失灵的；另一方面，我又开始谈论政治对金融可能存在的不利影响，两者岂不矛盾？其实要解开这个矛盾并不难，答案在政府自身。如果政府是为了公众利益的，那么政府的行为就有助于弥补市场的不足；而如果政府是为了追求自身私利的，那么其行为就反而对有害。可惜的是，历史反复证明，政府偶尔可能会追求公众利益，但一般情况下总是追求一己私利，只不过很多时候在追求私利的同时，碰巧或者顺便做了对公众有利的事情。

拉詹和津加莱斯通过纽约出租车行业管制的例子来说明政府行为的本质。我们都知道，国内的出租车行业也是受到政府管制的，并且每一个政府都会宣称：管制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市民，这是一个公共利益的借口！这个借口居然还是世界通用的。在纽约也是如此。按照作者给出的资料，纽约市的出租车牌照发行的数量是11787个，而且在50年的时间里没有增加。这个数字的确有点令人吃惊。50年里纽约的人口、交通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出租车牌照的数量没有变化，难道是纽约市的管制机构有先知先觉的本领？当然不是，看看牌照的价值吧，在纽约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一个牌照的价格超过了20万美元（该书，第132页）。仅从这一点就知道为何牌照数量不变了。原来对出租车管制就是为了获得牌照背后的钱！按照寻租理论创始人塔洛克的说法，政府管制就是为了寻租！

既然政府对出租车行业管制是为了获得租金，为什么老百姓不反对呢？这要从公共选择的视角说起。公共选择理论是这样解释的：由于出租车放松管制、增加竞争对每个牌照拥有者（车主）影响最大，而车主人数又少，所以有动力、也能有效的团结起来，共同游说政府。而利益受损的市民则非常分散，具体到每个人身上的利益损失不多，又不好计算，所以市民根本没有动力组织起来游说政府，促进出租车行业竞争。结果，政府的两只耳朵，只听到车主的集体呼声，听不到市民的声音。俗话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管制自然就无法变革了。再看看我们的出租车行业，背后都是几个大公司掌握着牌照，并且都和政府有瓜葛，游说就更简单了，所以可以断定，类似北京这种地方的出租车行业租金肯定比纽约还高，因为司机也是受害者。

出租车行业的这个例子同样可以说明金融业。典型的就是银行业。银行业比出租车行业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是不仅存在一个促进公众福利的借口，而且还多了一个金融安全的借口。银行业严格控制牌照，不过是为了维持信贷市场的垄断罢了，和金融安全根本就没有关系。如拉詹和津加莱斯所说的，“如果金融市场的发展会促进竞争，而竞争将消耗既得利益集团的高利润。金融发展也要求企业提高财务透明度，这又直接破坏了既得利益集团通过关系来维持生意的传统方式”。（该书，第134页）“金融市场的发展不但会带来竞争，给既得利益者的盈利水平和顾客关系带来压力，而且使得他们自身的技能——人力资本过时和贬值。”（第135页）因此，那些既得利益者必然会选择阻碍金融发展。

一些经济学家已经系统研究了银行业管制的后果，这些研究所给出的证据说明，银行业管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集团，比如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克罗茨纳研究了以前美国的分支机构管制，发现这种管制和利益集团游说有关。还有一些研究证据表明，假如没有管制，或者管制很宽松，并不必然会发生更多的金融危机。怀特在他的一本书中（劳伦斯·H·怀特，《货币制度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专门在第6章讨论了这个问题。怀特给出的证据表明，比如苏格兰、加拿大、瑞典和瑞士这四个管制较少的银行体系，只是偶尔出现过银行违约和挤兑现象，但都没有演变为广泛的挤兑和系统范围的恐慌。美国银行体系异乎寻常地脆弱的最合理解释是联邦和州当局对银行施加的一系列独特的、不利于稳定的法律约束。

当然，怀特和克罗茨纳都自称是承继了奥地利学派的思想传统，所以他们通常对政府抱有更深的怀疑，这一点和拉詹与津加莱斯不同，后者承认，金融市场离不开监管。不过怀特等人的研究还是极富启发性的，那就是即使需要监管，那也得采取合理的审慎的监管。可惜政府自创立以来，就很难做到完全的公共利益导向。特别是金融市场能够提供巨大的利益诱惑，更容易促使政府利用金融工具来追求一些私利。回到以前提到的加伯的书，加伯在书中提到了三个泡沫，一个是荷兰郁金香热，我已经在前文做了详细的介绍，另两个是密西西比泡沫和南海泡沫。而这两个泡沫都和政府有关。密西西比泡沫是源自约翰·劳为了解决法国的政府债务危机而设计的金融计划；南海泡沫同样是英国为了解决政府债务难题而想出来的金融计划，两个计划本质类似，都是把政府债务转换成股票，从而通过这种类似债转股的方式把政府债务蒸发了。

约翰·劳组建的印度公司的资产是法国除欧洲以外的对外贸易垄断特许权，后来又增加了法国的征税权和发行货币的权力，以此资产发行股票，收益流应该有保障，即公司基本面非常好，所以人们购买踊跃。但劳还有两个绝招，一是要求人们大部分股票必须用公债购买，这样就实现了债转股；二是每次发行股票时，就发行货币，增加货币量。结果，一方面，劳只需支付红利，而无需还本付息，负担反而减轻；另一方面，红利丰厚可以给投资者美好的前景，而印度公司并不需要做具体业务，只需印刷货币。最终印度公司的股价被刺激得非常高，形成了名副其实的泡沫。由于劳相信，无需金属本位，仅仅采取纸币本位就能够解决国家债务问题，所以还是陷入到通胀中，导致泡沫破灭。

南海公司走了类似的路子，其资产是英国在南海（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之一）的贸易垄断特权，同时和英格兰银行及东印度公司共同持有英国的国债。为了获得其他公司所持国债的管理权，南海公司贿赂议员，通过了一项授权自己经营全部国债的议案，同时为了解决贿赂资金的问题，又获得了发行股票的权力。南海公司要求居民在申购股票的时候必须支付一定比例的现金，结果，贿赂资金很快就筹集到了。由于获得了全面管理国债的权力，南海公司的股票快速上升，形成泡沫。但南海公司股价泡沫的破灭和劳不同，当时南海公司成了成功的榜样，导致很多公司效仿，人们认为出现了某种泡沫，结果议会试图通过出台泡沫法案来解决这一问题，没想到造成了股价下跌和投资者恐慌，最终板子打到了南海公司身上，英国政府乘机落井下石，导致南海公司股价泡沫的破灭。

从劳的宏伟计划，到南海公司的仿效，其背后都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影子。尽管事情发生在1720年，但政府在金融危机中可能出现的不光彩的形象还是要引起人们的警觉。把政府看成是追求自利的“利维坦”，并不是对政府表示恶意，而是在这种假设下，能够更好地规范政府的行为。法律存在的前提就是假设人们会做坏事。如果人人都是君子国的一员，就根本不需要任何法律和规则。拉詹和津加莱斯、怀特以及加伯等人的观点无非是提醒人们，金融体系的脆弱可能来自政府管制本身。美国后来的放松管制就是意识到，对银行业的管制严重削弱了美国银行业的竞争力，阻碍了金融创新。因此，即使在金融监管体系普遍存在和逐步完善的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警惕：管制经常会被利益集团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