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智慧与爱心构建和平之城[①]
----诺贝尔和平奖演讲智慧启示录

      赵晓

众所周知，诺贝尔和平奖是世界同类奖项中最著名的奖项。作为发明家的诺贝尔发明了烈性炸药，但他的内心深处关注的却是和平，所以当年除了科学奖和文学奖之外，他还特地设置了和平奖。尽管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布不无争议，但平心而论，诺贝尔和平奖总体上来还是反映了20世纪以来人类对和平追求的轨迹，其长长的获奖者名单基本囊括了这一时期对于人类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们和组织。例如，1906年，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因促成日俄签订和约而获奖； 1919年，美国威尔逊总统(T.Woodrow Wilson)因设立国际联盟而得奖； 1971年，西德总理布兰德(Willy Brandt)因实行与东德修好的东进政策而获奖；1973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和北越首领黎德寿因签署越南停战协议而共同得奖； 1978年，以色列总理贝京(Menachem Begin)和埃及总统沙达特(Mohamed Anwar Al-Sadat)因签订以埃和约而获奖； 1988年，联合国维和部队得奖；1990年，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Mikhail S.Gorbachev)因为对结束冷战的贡献而得奖；2005年，国际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布拉迪因对防止全球核武器扩散而获奖。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们对和平的理解与主张精华性、集中性地反映在其演说之中，这些演说也因此成为了人类和平智慧宝库中的奇葩，为全球热爱和平的人士所珍视。

当前，中国社会正面临和平崛起与冲突战争的十字路口。中国面临着台海局势日益紧张的问题，国内反日情绪日益高涨的问题以及因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风险加剧的问题，为此，政府已确立对外和平、台海和解以及对内和谐的战略导向。显然，中国要真正实现和平崛起，从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们在内的人类和平宝库中去寻求智慧已是如此地迫切和重要。

在研读诺贝尔和平奖的基础上，笔者想探讨如下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和平重要却难以获得？第二，人类有利于通向和平的途径有哪些？第三，个人、信仰与人类和平的关系是什么？

和平珍贵但为什么难以获得？
 

论到和平的珍贵，相信没有人能够否定。和平的对立面是战争与冲突，因此和平的价值可以从战争与冲突的损失间接获知。据统计，在人类52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各种不同规模的战争高达14500多次，平均每年2.8次之多，没有硝烟的日子仅292年（过去50年人类没有战争的日子仅26天），因为战争，36.4亿人丧生，财产损失高达2150万亿瑞士法郎，折合成黄金可铺一条宽150公里、厚10米环绕地球一圈的金带（转引自邵锡昌，“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东南大学学报》958期）。

和平的收益当然还包括铸剑为犁的收益。美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停滞不前，到90年代却一飞冲天，超出此前各路专家们的预料。对此，一般的解释都强调美国的风险投资制度和纳斯达克市场如何了得，但宋国青教授和笔者的专门研究却发现：美国经济由衰转盛的关键因素其实是“和平红利（大炮变黄油）”的结果。冷战时期美国充当国际宪兵和联盟国家的“核保护伞”，军费开支奇高，挤占了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资源，而在冷战后，美国的军费开支比例迅速下降，原先需用于军费的大量开支得以转用于新技术开发，从而带来了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复苏。

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近来发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与当年洋务派有许多相同之处，但邓小平成功了洋务派失败了。这里面的原因又是什么？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洋务派生逢战乱，无从施展其理想，而邓小平正逢“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时代，得以大展鸿图。

和平有可能为贫困的解决另辟蹊路径。据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Mohamed M.El Baradei）的资料，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世界各国的军备支出超过一万亿美元，而世界发展中地区官方发展援助的金额还不到10％，仅为800亿美元，在这些地区有8.5亿人正在忍饥挨饿。巴拉迪说：“如果我能够得到占全球军备开支区区1％的资金，在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人空着肚子睡觉了”，这是多么美好的和平前景！

除了显性的战争外，隐性的冲突也是和平的死敌，由此造成的损失同样无法估量。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如果一国陷于争夺蛋糕的争斗，这个国家财富的蛋糕就很难增长。

如此看来，战争与和平真的是决定盛衰兴亡的关键。

和平是如此宝贵，但和平却难以获得。经济学认为，除了阳光、空气等少数的东西不稀缺外，世界上大多数的东西都是稀缺的，而和平可能是人类最稀缺的产品了。

为什么和平的供给需求很多而供给不足？经济学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和平是公共品（public goods），并且世界上尚不存在有效提供和平的公共机构。

我们知道，就私人产品而言，私人付费私人受益，两者完全对称并且内部于私人，因此其供需可以通过市场来达致平衡。但公共品却不是这样，付费的私人并不能阻挡其他人受益。《史记》记载，“秦谬公使三将将兵欲袭郑，至滑，逢郑贾人弦高”，弦高急中生智，拿出自己做生意用的十二头牛慰劳秦军，令秦谬公误以为郑国早已作好迎战准备而率军回国。显然，是弦高付出了12头牛的私人代价才使郑国免遭灭顶之灾，但弦高不可能向享受和平收益的国民收费。这就使得一般人并不愿去做弦高。为什么历史上弦高式的爱国者很少，汉奸却无数？根本原因就在于，做汉奸的收益是私人性的，做爱国者的收益却是公共性的。就和平而言，当然也是破坏和平的人多，愿为和平出力的人少，和平当然也就供不应求了！

解决和平供需缺口需要借助公共手段，这在一国便是借助于国家机器。但就世界和平来说，事情却远非如此简单，因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还远远无法做到象一个独立国家的民主政府那样去有效运转。全世界的人们都盼望搭上“和平与发展”的免费班车（free rider）却不愿去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如拒绝加入联合国或者加入了联合国却不愿屡行义务），世界和平因此也就难以从遥远的理想变成现实。

实现平的力量如此单薄，制造冲突与战争的威胁却是随处可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Schelling T.C. 和M.H. Halperin ，1961）在对犯罪、对抗以及恐怖主义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发现，“毁灭”永远都比“建立”容易得多。

在经济学家眼里，人类的其他行为都完全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而冲突的成本与收益的性质与和平大不相同。Poast在《战争经济学》（Economics Of War，Poast，McGraw-Hill 2005）指出，发动战争与否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就是战争在经济上是否合算。战争的主要成本，一方面是战争的武器、人员、后勤供给的支出以及新式武器研发的支出，另一方面是在战争中对设施、生命的致命伤害。至于战争的收益，则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在早期有从战败国中获得的割地赔款以及贸易方面的优惠条件，在今天则包含多个方面，既有战争中掠夺的财富（随着历史的发展，通过这种手段得到财富比例逐渐降低），更多的是通过战争获得某种经济资源的控制权，以及通过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获得更大的支配地位从而在将来获得利益。当然，战争的收益还包括对生产和消费的刺激。这种收益在生产相对过剩的国家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Poast的分析是以“集体”甚至“国家”为单位。其实，从个人主义的经济学来看，只要有人（或利益主体）可以从冲突与战争中获得好处并且能够将成本推给社会和他人，则阴谋家和战争狂人就永远会出现，这才是冲突与战乱的真正根源。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在《冲突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就发现，一个政党可以通过公开恶化自身的选择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当然，人们究竟是选择合作（和平）还是非合作（冲突与战争），还要取决于制度、偏好乃至讨价还价的时间长度等诸多因素（请参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曼和谢林的著述），也就是说，其行为选择其实是非常复杂的。

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们对影响人们对和平与冲突的选择的因素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其中尤以199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克勒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的阐述全面，其看法和笔者上面的讨论有不少相同之处。德克勒克归结了破坏和平的因素五大因素，一是压迫，二是落后，三是不公，四是私欲，五是偏见（“种族、阶级、信仰的相互排斥和偏见”）。显然，这“五大因素”的确概括得相当精辟。比如，落后、贫穷让人的犯罪成本降到了极低，的确容易让人无所顾忌，如果通过暴力革命，“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却是全世界”，则人人都会选择暴力革命。压迫、不公则容易成为冲突的拉力，把人逼上梁山、揭竿而起。至于个人的私欲、阴谋、野心亦是冲突的重要根源，它们使人变得利令智昏、铤而走险。

德克勒克感叹道：“既然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都充斥着这些因素，那么我们对于诸多在历史上发生的暴力和战争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过分的悲观倒也不必，因为人类事实上还是存在着极大的合作（和平）空间的。经济学家谢林（1960）的经典著作《冲突的战略》表明，在传统效率曲线上，博弈当事人的利益是对立的，不存在帕雷托改进的可能，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效用的增加都会损害另外一个人的利益，但这种所谓的对立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其实在效率曲线上必然存在一点，使得博弈当事人的利益一致，博弈者都希望避免两败俱伤，从而双方找到一个合适的点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

问题在于，如何才能找到谢林所说的那样一个合适的点，人类的和平之途究竟在哪里呢？

如何构建和平：和平大师们的启示
 

对于外部和平，中国人比较强调以国防之盾来实现之。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总结中国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的教训，得出结论就是“落后就会挨打”，想要不挨打就必须振兴中华，拥有强大的国防。

以暴制暴的想法当然有其道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就指出，一个国家保持报复的能力是相当重要的。事实上，“报复的能力可以比之抵御攻击的能力更为有用；以及不确定的报复比之确定的报复更为可靠和更为有效（引自诺贝尔经济学奖颂奖词）”。而人们公认，谢林的这一见解“已经证明与化解冲突和努力避免战争有着相当大关联（参见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语）”。

然而，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以暴制暴，依靠强大的国防带来一国和平与安宁是有条件的。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孙子就提出了“慎战”的思想，而诺贝尔奖得主，特别一些曾经殊死为敌的人们共同走上诺贝尔和平奖领奖台时，大多表达出的便是与中国近代以来的传统思维截然不同的观点。

譬如，以色列总理拉宾以他多年的经验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全世界人，要想缔造中东的永久和平，铲除不幸的根源，应当同阿拉伯国家进行谈判，“靠战争和流血，不能构筑保卫家园的坚固堡垒。”

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冷战中结束了中美对抗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则在演说中指出：“敌对各国必须能够认识到：以武力斗争代替政治竞争是无益的，否则持久的和平将不会来临。”

对于以暴易暴实现和平的虚妄性，1968年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诺贝尔颁奖中说得最为一针见血：“在今天这样一个火箭可以在太空中轰鸣、弹道导弹穿越云层开辟死亡之路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断言自己能在战争中获胜。一场所谓的有限战争带来的后果只能是人类的不幸、政治的骚乱和精神道德的幻灭。”

事实上，暴力还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马丁·路德·金说，暴力不能解决任何社会问题：只会带来新的更复杂的问题，“暴力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它呈螺旋下降的趋势，结果是全部毁灭。暴力也是不道德的，因为它只是试图让对手受屈辱而不是赢得对方的理解，它追求的是毁灭而不是改造。”

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卡特（Jimmy Carter）用一句话为战争盖棺定论：“有时，战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恶魔，但是不管它怎样地不可避免，它永远是一个恶魔，而从来不会成为善事。我们不可能通过残杀别人的孩子来使自己学会和平共存之道！”

上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们的演说辞，相信值得今天台海两岸好战的中国人认真思考。

因此，今天的和平注定是全球性的和平。那么，人类如何消除各种阻碍和平的经济、社会与制度因素，实现全球和平呢？笔者结合德克勒克的思考，提出六个带有根本方向性的思路。

第一，经济发展。如德克勒克所言，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教育的进步和信息的交流，经济发展正在改变社会和经济关系，并对古老的政治和法律体系施加着无法抵抗的压力，不论它们属于左翼或右翼。

第二，与经济发展携手共进的民主。2002年，张艺谋推出大片《英雄》，试图告诉人们和平的关键在于独裁者一统天下。但这样的和平思维在今天已不合潮流，当今时代人们公认解决国内和平的办法不是专制，而是宪政框架下的民主与自由。德克勒克在他的演说中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真正的、普遍的民主政府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然而在独裁和集权的政府间却发生过无休止的战争。在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间爆发的战争常常是为了维护民主价值或抵抗外来侵略，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真正自由民主的人民之间的战争。

遗憾提，虽然宪政之于和平与和谐的功效早已为经济学和政治学所证明，但总还是有一些国家和政权以各种理由拒绝真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希林·伊巴迪（Shirin Ebadi）就谈到：“一些穆斯林以民主和人权不能与伊斯兰教义和伊斯兰社会传统结构相兼容为借口为专制政府辩护……”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金大中（Kim Dae-jung）则谈到：“在我为民主奋斗的几十年中，我经常面对这样的驳斥：西方形式的民主不适合亚洲，亚洲缺乏西方民主所需的基础。”

但人们却看到的越来越多的事实却是，宪政与和平在全球任何地方都携手并进，包括在一些冲突最严重的地方，相反，“哪里的个人尊严被践踏或受到威胁，哪里的公民不能享受选择政府的基本权利，或定期更换政府的权利，哪里便常常发生冲突，无辜平民要付出代价，生命受到摧残，社区家园遭到毁灭（安南）”。

笔者相信，经济发展和宪政两者相加将形成最有力的和平保障。显然，好战分子要说服那些享受了一定物质生活的人民去冒险发动无谓的战争也是很困难的，这样的人民不会轻易的被军国主义所引诱，也不会去做战争的牺牲品（德克勒克语）。

第三，媒体。媒体可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可以让不同的言论和主张进行争论，媒体尤其是电视已经剥去了任何战争和冲突的美丽伪装，可以让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战争和冲突的危害从而抑止战争和冲突。

第五、和平的理念传播。基辛格说得好：“我们必须行动起来去实现和平。应该用责任感和相互谅解来指导各国的行为，同时也要在正义这一观念上寻求一致，如果不能做到这些，只会引发更多所谓的｀正义＇战争。”

第六，跨越国界的协调机制。经济学对冲突的研究发现，人们是选择冲突还是合作，与预期行为时间、是否重复博弈等有重要关系（Aumann R.J，1976）。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组织是比个人具有更长生命、更加注重长期博弈和声誉的单位，因此通过联合等国际组织的协调、对话机制，是可望减少冲突，增加和解的。

安南（Kofi A. Annan）在演说中这样谈论联合国的作用：“各国可以联合起来维护人的尊严与价值，争取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但联合国要发挥好作用，须以公正作为前提。巴拉迪在演讲中警告:“今天，随着全球化把我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选择忽视一些人的不安全，那么它们就将很快成为所有人的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