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上海首富”周正毅事件的两大启示

赵 晓

 
从5月28日起，一则有关“上海首富”周正毅的消息引起轩然大波。消息说，去年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内地富豪第11位的周正毅“因涉嫌经济案件，已经被有关方面扣留调查”。很快，上海市政府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周正毅事件目前正处于调查之中。

从“首骗首富”牟其中、“明星富豪”刘晓庆、“走私首富”赖昌星、“神秘富豪”仰融、“赌命富豪”杨斌、到“上海首富”周正毅事件，我们看到了太多的富人表演高台跳水，突然失速坠入财富深渊，并拉扯众多“明星”一起堕落法网的悲剧。

究竟如何看待周正毅事件，我以为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制度的问题，二是周正毅本人的问题。从制度的层面讲，周正毅是制度的产物，也是制度的牺牲者；但从个人的层面讲，周正毅们并不代表中国社会制度变革的方向，恰恰相反，他们的行为与中国改革开放背道而驰，也在一定程度上危害着制度变革。这可以说是周正毅等一系列“富豪翻车”事件带来的两大启示。

一、制度的先天不足：转轨时代造就“转轨富豪”

纵观中国的经济犯罪，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有些人乘短缺经济之机，利用当时的双轨制，大肆刮“官倒”之风，钢材、水泥、化肥等大宗短缺商品的权利性交易是当时犯罪的主要方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开始告别商品短缺，一般商品生产和交易领域也日益由市场来配置资源，经济犯罪者于是鸟枪换炮，纷纷转向了土地、资金等在中国依然稀缺的“生产要素”领域，而土地市场、资金（包括股市）市场的各种制度漏洞则好比恐龙蛋上的条条巨形裂缝，吸引着蚊蝇般的江湖豪客们必欲啸嗷江湖、入缝取血而后快。

据福布斯的统计，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500富豪大约只有30人左右是地产商。但2002年度中国大陆100名富豪竞有40%以上涉足地产业。难道房地产真的成了中国的黄金产业？难道房地产富豪的成长真的已建立在共和国阳光下透明与规范的黄金规则上？其实不尽然。地产界多富豪并为其所趋之若鹜的制度性原因就在于：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时代，政府花了不少钱在基础建设上，其收益却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地产商的报表上。

周正毅案之浮出水面便因其房地产项目开发资金的危机。据报道，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以东地块是上海的黄金地段之一，总占地面积１７．６４万平方米，规划开发面积６３万平方米。周不仅能在该项目中免交数额不菲的土地出让金，还获得一系列的支出优惠，节省资金成本一举超过数亿元。也就是，本来应该是纳税人的钱，却变相地肥了私人的腰包。而周正毅，即便原来是穷光蛋，仅此一举便足以成亿万富豪。从中可见，中国“要素市场”的制度漏洞有多大，因制度的漏洞而一夜暴富在中国又是多么地容易！

看一看当今的中国社会，一边是普通百姓观高昂房价而却步，大批寒士梦经济广厦而不得，另一边却是富豪们长袖善舞、待价而沽，食地而肥。如果不加快土地供应制度方面的市场化变革，这丑陋的一幕势必还将继续上演下去。

周正毅经营房地产的资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据报道，周正毅玩得最多的其实是“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周非法获得大量地产项目，然后以此抵押贷款，再用贷款收购上市公司，然后由上市公司购买这些项目资产，在沪港两地之间又涉嫌外汇非法流出，由此成立仅５年的农凯集团，才能由５亿元的资产迅速膨胀到２００３年初的２００多亿元。

原来，除了土地供应制度的缺陷及与其相伴随的“公权”腐败问题外，金融、股市制度的缺陷有过之而无不及，才能造就如此江湖大鳄。

金融的本质原是将资金从富余者那里收集起来，再配置给稀缺者，这中间资金配置的效率至关重要。银行其实就是靠提高全社会资金配置的效率而生存的。但现实中，中国的金融业实在是一个远比产业部门，甚至比许多国有产业部门更加落后的产业部门。有人说，缺乏安全、审慎原则，一味追求利润而忽略风险，为争夺客户而不择手段是周正毅等案中暴露出的银行的主要问题，其实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表象，没有看到中国国家银行的真正问题在于制度的天生不足，既无良好的产权激励与约束，又缺乏健全的监管与风险控制，导致银行实际上成了“唐僧肉”，贪官污吏吃一块、低效国企吃一块、银行自己吃一块，大量活钱在此变成了堆堆死钱。

90年代以来银行呆坏帐的迅速上升显示出国有金融这块“公有地”被恶羊们啃到了何等危急的地步。最新数据显示，2002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为26.1%。而国际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对于中国银行业风险的研究报告表明，考虑到新兴市场国家市场预测的不良贷款率普遍高于官方水平，实际不良贷款率可能接近40%。这意味着四大国有银行存在3.2万亿元的不良贷款，而整个金融体系的不良贷款可能高达5万亿元。高盛尖锐地指出，中国金融改革的步伐已落后于国有企业改革、消除政府债务与赤字等领域，银行风险已成为现今中国经济中最严重的问题。

对应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对应于富豪们的成长，对应于中国市场转轨的大好前途，令人堪忧的另一面则是制度漏洞，是要素市场国有资产和社会金融资源令人痛心的流失，是锈坏的力量对于增长前景的可能羁绊。“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如果我们不能深深引起警惕，如果我们不能通过制度创新堵塞漏洞，那么，就像国内外许多人所警告过的，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日本式的“债务泥潭”就有可能在中国程度不同地重演，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有可能遭遇寒流，这可以说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富豪翻车”事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二、中国富豪的先天不足：“转轨富豪”为害市场转轨

“富豪翻车”事件带给我们的另一大启示就是，中国富豪同样先天不足，其不江湖心态和短期行为同样损害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转轨。越来越多的迹象说明，中国民营企业正面临历史性变迁，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正经历一场历史性的筛选和分野。

过去20余年的中国，在党和政府是大力推进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经济学家那里是寄予厚望的“转轨中国”，即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转轨，实现民族经济的腾飞。但在另外一些人眼中，中国更象是一个“江湖”。

“江湖”，是为中国人心领神会却几乎无法让外国人明白的最具中国特色的词汇之一，大概谓指的是那种“正式规规”仅装饰于表面，“潜规则”却在暗里引领潮流的“非典型”时世、社会或活动场所罢。

“江湖”也可能是一种心情，即以一种非正规的心态来看待一切正规规则，并且总是蔑视并试图打破既定正规规则。

1978年以来进入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旧的规则已然失范，新的规则尚待创建，着实有几分“江湖”相，而江湖心态的豪客们就更多。“摸着石头过河”的戏剧化演变中，鱼龙混杂，增长与腐败齐飞，活力与混乱一色。转轨中国，大好“江湖”造就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繁荣，造就出一批竞竞业业、为改革开放作出重大贡献的弄潮儿、企业家，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乘运而起，同时也象泥沙般挟带出一批毁誉参半的“英雄好汉”们甚至专门损人利已的人渣来。

当年，革命导师说过：“资本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拖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历史与现实地看，发韧于20世纪80年代之转轨时期的中国民营企业，同样无法完全避免资本蜕变中的血污。

不久前一份调查报告披露，2001年，在已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中工资和薪金占了60%，20％的高收入阶层控制着存款的80%，所交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到10％。目前中国每年流失的税款大致在1000亿元左右，其中大部分被富豪们收入私囊。这份调查报告的结论就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高收入阶层而言，相当一部分积累下来的财富来源于游离社会监管体系的'灰色地带’，掺杂着浓重的冒险家和暴发户的味道。”

相比于肆无忌惮地“偷盗”国家金融与国有资产，偷税漏税算是轻的。在诸多翻船的民营企业家事件背后，人们一再地看到周正毅案中之“腐败官员+金融犯罪+国有资产流失”的经典犯罪组合。在某些地方，地方政府官员与民营企业家们在“你发财、我发展”的共同利益诱惑下，通过上市、融资等渠道公开掠夺国家及公众资产的合谋行为已发展到了恬不知耻、令人发指的地步，“江湖豪客”们精心导演的一幕幕国家金融和公众资产流失事件与国有企业所造成的资产流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时过境迁，美国市场经济早已告别洛克菲勒时代，从不规范发展至烂熟。规范、成熟市场经济下企业发展及富豪们的财富一般而言既干净且“成色”足，经得住考验。企业发展也罢，个人致富也罢，须为社会作贡献，即通过创造财富才能获得财富，一切都在阳光照耀下进行，否则就会象小布什恶警告的那样“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监狱之路”。中国的情况则有不同，心态上以中国为“江湖”、心术本来不正的“江湖豪客”们未必靠创造财富而致富，往往是靠了“分配财富”、“转移财富”而获得财富。

民营企业是中国的希望，民营企业的成长包含了中国制度创新的巨大成就，包含了企业家的辛苦与心血，没有任何理由否定中国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们的功绩。但要是还历史以公道的话，我们同样不应该隐讳许多民营企业的发迹有着深重的原罪色彩。这就是中国转轨期的严酷现实，这也是几乎一切发展中国家（如“裙带资本主义”的东南亚）难以避免的副产品以及残酷的历史与现实。

这样看来，那迅速壮大的“民营企业”未免有些先天不足，那迅速致富的富豪们天文数字的个人资产未免有些下盘发虚，那可歌可泣的所作所为未免敢于拿到阳光下来晾晒！这样看来，转轨中国时期的民营企业发展及民营企业家们个人财富积累可以说是天生带有历史胎记，带有与生俱来的原罪。这真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许多年以后，我们终会承认这个现实，并且称之为“不得不付出的历史代价”吧！

三、历史的出路：超越“转轨富豪”的最佳办法是加快转轨

超越“转轨富豪”的最好办法是加快转轨。“吃一长堑一智”，中国人必须居安而思危，象健全心爱的肌体一样去健全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象麦田的守望者那样勤恳地守望中国的要素市场。如果中国所有的重大制度缝隙都能在21世纪前半个世纪被堵上，如果市场经济和政治文明的阳光能够更快地照耀中华大地，那么中国人致富的快车就有可能最终安全而健康地行进在合法、正义与规范的正道上。

试想，如果所有的行政都能做到阳光操作，透明行政，阳光行政大行于天下，哪里会有周正毅今天的下场？

更低的入门价和更高的财产税，这是在西方广泛使用的一种土地使用模式。如果我们尽快采用这些业已被成熟市场制度证明成功的方式，周正毅们哪里又会有机可乘？

金融的改革当然更加急迫和重要。中国的银行变革加入WTO，可能性风险的爆发已经倒计时了。很多人在呼吁放开民间金融，国际金融专家则呼吁强化监管和风险控制。落后于时代和中国改革的金融业不加快改革，更待何时？

时不我待，中国转轨已进入后期，中国经济正加速进入一个新天新地。WTO后的中国正日益成为一个开放社会、一个市场社会、一个法制社会、一个政治文明、民主发展的社会，规则越来越健全、藏污纳垢之地愈来愈少、江湖豪客们越来越难有藏身之地。这样，对于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来说，就可以说是到了一个弃恶扬善、去伪存真、大分化、大筛选、大浪淘沙的转轨时代了，民营企业家们必然在变化了的制度约束条件下作出新的选择。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在制度健全的情况下，大部分人会按规则来游戏，一两个害群之鸟也许得逞一时，但终会被市场淘汰，能够存留于市场，笑到最后的必然是奉公守法，为社会创造了财富而致富的新一代富豪。到那个时候，周正毅现象便最终沦为历史的陈迹。
 
　　　　　　　　　　　　　　　　　　　　　　　　　　　　　　　 　　　　　　　 作者授权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