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第五代眼中的选举政治

作者  多维新闻网

(多维新闻网)在过去一周,“民主”成为大陆舆论圈热词。习近平21日参加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会上对于“民主”多予阐述,被外界看做中共第五代在“民主”议题上的表态。尤其是其中一句“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此言被认为是在暗批西方国家的投票选举是“形式主义”。民主、选举关系如何?选举阶段的民主与治理阶段的民主孰轻孰重?怎样看待中国式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异同?


 

这些问题,习近平或许已然厘清,并试图开始在政协讲话中释放信号。在习近平看来,中国式民主与西方民主根本的区别在于,后者第一阶段的“选人”和第二阶段的“治理”是一体的,没有选举完成的“选人”就不能进入“治理”阶段;中国式民主则是具有明确的分野,“选人”采取的是选贤任能,可以通过选举投票完成,也可以通过其他诸如德才、实绩等作为标准来实现。习近平在政协大会上的讲话,承认了选举投票的重要性,但是于中国而言,不是惟票论,强调的是治理阶段的民主,即协商民主。

 

西方选举的选票政治只是在“镀金”

 

西方民主文化源自雅典式民主。古希腊时代经常举行雅典公民大会,人们经常聚集到雅典城的广场中,对城内的事务进行探讨和投票。人群中没有代表,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提议议题来投票,每个人都需要进行表决,结果采用多数决。投票之所以被认为是民主文化的重要实现形式,因为对于一个公民来说,这种政府体制的优越性在于任何人都可以提供一项讨论议题,每个人在投票过程中作出自己的选择,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发挥作用,而不是通过政府或某个党派来代替他们。

但是即使在西方人所言“黄金时代”的雅典,具有参政投票权的人群也只是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女性和奴隶则被排除在外,人数不足总人口的一半。这种情况也被延续到今天,在西方国家里,以美国为例,投票率极低,经常仅有60%。2012 年的大选,投票率也不过如此。而且在美国,对于要参与投票选举的公民,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条件和要求。

表面上,选票是人人平等的,但实际上却是两极分化的。美国的选举制度,并不是简单的一人一票,因为每个党派都想让自己选民的票更有分量一些。在两党的博弈下,产生了一种妥协。美国没有凭一些简单粗暴的标准,去把某些公民的投票资格直接取消,而是为普通人设置了一些需要克服的障碍。虽然任何有投票权的公民理论上都可以获得投票资格去完成投票,但是这些各州不同的规则,无形中抑制了很多特定人群的投票积极性,比如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居无定所的年轻人,对法律法规不熟悉的外来移民,低收入的穷人。美国大选要求参加投票的选民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固定的住所,对地方和全国事务有长期持续的关注,能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也因为如此,美国地方社区政治生活的主导权依旧掌握在满足上述条件的中产阶级手中。

除设置硬性准入门槛外,已经握有选票的选民也并非全程都是自由的。在选举阶段,他们是自由的,但这一自由完全根源于选票;一旦选票抛出,自由旋即消失,选民成为被奴役的对象。用习近平的话来讲即是,“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 在习看来,选举与治理是分开的,为的是避免形式主义,协商民主意欲解决的也正是这个问题。

这些西方民主的“负面因素”,若没有深度参与到该国的政治生活中,是外人所不知晓的。而投票制度,也不仅是西方独有,就以中共执政后的中国所言,实际上也一直在延续投票制度,但是也出现了人为操控的情况,例如毛泽东本人对此就极为擅长。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在1969年中共九大上,就曾出现“投票风波”。当时中共党内大略分为三派:江青、林彪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毛泽东不想在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中搞“清一色”,即中央委员会中不能都是林彪、江青班底的人马。但是,毛的“五湖四海”是有条件的。毛泽东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得票数进行了精心的设计——既要让这些老革命当选中委,又不能让他们的得票数超过三分之二,过半数即可。选举结果显示,陈云、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等人的得票数均没有超过900张(总选票数1,510张),“红军之父”朱德只获得选票809张。邱会作、吴法宪均在回忆录中承认,他们曾参与到毛泽东的“选票把戏”中去。

无论东方西方,所谓选举并不能与民主直接划上等号。正如马克·吐温所言,看似民主的黄金时代,实际上是一个“镀金时代”,或许也正是因为熟知这种情况,习近平才会此番借政协大会暗批惟票论的“选举政治”乃形式主义之缘由。

 

选举制与精英治国

 

其实投票只是一个形式,其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保证公民的选举权。今人言及选举票,自然联想到美国。美国公民入籍考试里有一道题,问的是“美国公民被赋予的最重要的权利是什么?”答案是,“选举权”。

长久以来,舆论对于中共治下选举的态度多认为是“走过场”,实际不然。因为在对于“选举”的理解上,一向善于给世界提供“不一样”思维的中国,也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对国家高级官员的培养上,中共抛开“票选”,而选择“精英治国”模式。如多维新闻此前分析所言,习近平所期望的是在中国建立起的拥有长期经验的、有政治道德和抱负的官员体系,以及以具体操作为职业技能的公务员制,在法制民主下产生的管理意义上的能人管理模式,以区别于西方的选举制。传统中国文化中,官和吏是不同的,其之间明显的区别在于是否有一定的政治抱负。绝大多数的官员都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道德使命感,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而吏则更多地将自己的工作视为“糊口”的饭碗。

古老的经验在新的时代总会有着新的生机,对于习近平来说亦是如此,在他的概念中,未来中国的官僚制度将会出现两个层面的分级:首先是中高层,将是一大批具有人文或技术背景的精英领导,他们的晋升凭借的是与数不清的同僚竞争,在晋升高位之前需要在无数管理岗位上接受类似经济发展、社会维稳、外交手段等方面的考核。而凭借选举上台、没有实际执政经验的奥巴马,在中国可能永远当不上国家领导人。

不过中共也并非完全否决“票选”这一制度。在每一届政治局委员与常委选拔之初,中共就会在内部提名多名有资格官员,以票选体验民情。不过“选民”的范围只是涵盖部分高层。例如十八大前,数百名正省部级高级官员齐聚北京,以民主方式投票推选中共十八大后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成员。当时投票除有近170名左右中国正省部级高官(其中大多数为现任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外,还包括前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以及重量级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央企负责人等,共有超过300人参与了此次票选的意见收集。投票以中共党内民主方式进行,而投票是为了收集更多对常委会十八大换届的意见。

可见,在中共的高官选举过程中,民主与精英两个制度共存,以党内民主的方式决定对某些有潜力的官员进行培养,在对最高决策机构成员进行选拔时,党内票选是重要的参考意见,但并不是唯一的决定方式,该官员的能力、民望、元老的态度,都是参考因素。以此解读,自然也就能理解习为何言“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

 

古老的民主经验与新时代的执政智慧

 

相比西方,“民主共和”一词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被记录得更为详实。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对此曾有完整的描写。以吕思勉为代表的一批史学家、学者通过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认为中国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以中国历朝历代政体为纲,突出地说明殷商、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专制政体内,保存有许多民主政治的遗迹。“周召共和”开启华夏民族纪年体系。《周官》上有“大询于众庶”之法,国家有危难,国都要迁移,国君要改立,都必须召集国人而征询意见。这在《尚书·盘庚》和《左传》等书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中国从来民主政治的思想很流行,见于儒家书中的独多,尤以《孟子》一书深入人心。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原臣》两篇,对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之义,“发挥得极为深切”。作者认为这种“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因为条件未曾完具而不曾见之于行动,正有待于时势的变化。作者还认为,西洋用代议政体继君主专制,自有其历史条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条件,“于是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这里所说的“现在的党治”,是指当时的国民党而言。今时看来近百年已过,吕思勉的结论依然可用在当下。

无论是投票还是选举,实际上背后的那个词都是要谈“民主”。西方有选票、选举下的民主,中国有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民主协商的口号。但是对于重视传统文化的习近平,相信已经从传统文化中汲取了足够的经验,并且正在付诸于现实执政中。不妨结合这次习近平在政协大会上的讲话,对第五代领导人于民主的态度进行个初步的总结。

首先肯定民主是个“好东西”,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

其次,认为选举是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但是还要依靠选举之外的制度来完善中国式民主,如大范围的官员培养,有限度的党内选举,广泛的政治协商。

第三,肯定人民参与政治的权利,认为票选是实现民主的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西方的“选票政治”只是形式主义,但是如果在中国践行人民参政议政权利,目前尚未观察出有明显迹象的变化。

如果将“政治现代化”看做习近平任内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使命,厘清东方民主与西式民主的区别,重新界定民主、选举、选票在中国政治制度下的存在形式,意义深远。(王雅 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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