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王建:尽快实施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结构大调整

作者  王建

    今年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提升到7.5%,与增长率相关的一系列指标,如PMI、PPI、M1对M2的比率等,也都显示经济回暖势头,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我还是要指出,这种回暖并不具备可持续基础,因为造成回暖的主要动力是外需。虽然人们早已认识到依赖外需增长模式在今天已不可靠,虽然必须转向内需型增长的大调整方向早就被提出,但却没有被认真实施,所以真正意义的结构调整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这就酝酿着很大风险。结构大调整被不断推迟,还是跟三个模糊认识有关。


复苏依靠外需难持续

 

国家统计局刚发布的数据清楚表明,决定速度的主体产业——工业生产增速,6月比5月提升了0.4个百分点,而同期工业品出口交货值增速大幅提升了3.3个百分点。从出口看,一季度下降3.4%,但从4月份起就转为正增长,6月当月则大幅升至7.2%。相比投资却是从一季度的17.6%下行到上半年的17.3%,消费只是从一季度的12%略升到12.1%。

复苏依靠外需,就要看外需是否能成为持续复苏的依靠,而我认为完全没有可能,因为外需的复苏是建立在美日欧货币泡沫所创造的虚假需求上面。对这个问题已经无需反复论证,只要看到,直到去年底美国工业比危机前只增长了1.2%,日本还下降了18%,德国下降0.5%,但同期美国股市却涨了超过40%,日本超50%,欧洲股市也是大涨,就可知道,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是重归泡沫。而次贷危机爆发已经证明,是泡沫迟早会破,我认为泡沫破灭可能发生在明年这个时候。

无独有偶,中国目前经济复苏,也是依靠再次回到次贷危机爆发前的轨道,即还是必须先有外需扩张,才有国内生产增长空间。虽然人们早已认识到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在今天已不可靠,虽然必须转向内需型增长的大调整方向早就被提出,但却没有被认真实施,所以真正意义的结构调整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这就酝酿着很大的风险,即如果美国的金融市场危机再度来袭,中国经济再次陷入大衰退就会跟着出现。

 

三个模糊认识

 

结构大调整被不断推迟,我认为还是跟以下三个模糊认识有关。

第一,认为经济下行具有合理性,是在向“长期内在增长率回归”,因为长期的“超常规”增长本来就不具备可继续性,因此所有关于“崩溃”、“危机”和“硬着陆”的说法都是杞人忧天。

这种认识的错误,首先是武断地否认了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长期高增长的可能,认为其他国家没有出现过的事,在中国也不可能出现。但是这些观点是否也看到,9%以上的增长率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持续了30多年,早就打破了国外仅能保持十年的记录,而在过去这30多年中,中国又出现过多少世界上没有出现过的事?比如,世界各国最高的钢产量都没有超过2亿吨,中国现在却超8亿吨。

其次,凡是健康的经济增长都会具有合理的投资回报率,而这又是建立在合理的设备利用率水平上。美国战后近70年的时间里,设备利用率长期稳定在85%左右,经济增长率却在上世纪70年代完成工业化前后,经历了6%和3%这两个台阶。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在2011年经济展开下行态势以来,就始终伴随着设备利用率的不断走低,已从2007年的90%以上的高峰下滑到目前的接近70%,这是生产过剩的典型标志。生产过剩迫使经济增长率不断下行,而过剩持续严重,终将会引发生产过剩危机。所以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趋势,不仅不具有合理性,还具有极大危险性,如果继续用这样似是而非的道理麻痹自己,只会延误调整时机。

当然我也不同意用“崩溃”、“硬着陆”这些说法来描述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抛开有些人恶意唱衰中国的险恶用心不说,这些词汇都不是对目前中国经济矛盾的准确描述,所以还是用生产过剩危机来描述才更具有分析问题的价值。如果是用危机的观点分析,战后很多学者都同意,如果经济增长率从高峰下跌一半,并且设备利用率下跌到75%以下,就是爆发了危机。在世界进入虚拟资本主义时代的今天,生产过剩危机的性质和形态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认为,如果用经济增长率下降到长期平均增长率一半以下就是进入了危机状态,可能更为合适。对今天的中国来说,那就是经济增长率下跌到5%以下,就可以认为是进入了危机。从2008年的经验看,在外围危机爆发时,中国经济增长率也会突然下降一半,比如从2008年的11.3%猛然下跌到2009年一季度的6.6%,所以也需要警惕,如果明年国际金融危机再度来袭,中国某个季度的增长率可能会突然跌到4%以下。

第二,认为资产泡沫的严重性大于实体经济,所以把防范风险的重点更多集中在地产和金融领域。去年以来房价开始下跌,目前已扩大到8成主要城市,即使在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房屋销售也明显萎缩。在过去三年的经济下行中,只有房地产投资增长还明显高出投资平均增长率,是经济中唯一保持活力的领域,但是到目前阶段,这个最后支撑住增长的支柱,也慢慢倒了下来。由于高达几十万亿元的社会融资中,至少有6成以上是围绕房地产发生,房产泡沫破裂又会导致金融市场动荡,所以各方面对房地产泡沫破灭与金融市场危机的担心,目前相当高涨。

我想说的是,凡是世界上已经发生过的大的资产泡沫危机,在爆发之前无一例外都是出现了实体产业的生产过剩矛盾,因此都是实体产业的资本没有出路,才大规模向虚拟经济领域转移,才催生出资产泡沫。比如1929-1933年大危机,就是因为美国生产过剩日益严重,才催生了股市泡沫。日本1990年资产泡沫危机爆发前,是因为“广场协定”逼迫日元升值,日本产业资本继续出口没有钱赚,才涌向了地产和股市领域。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则是出现了新全球化浪潮,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使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失去竞争力,才大规模转向虚拟经济领域。在今天中国可以看得更清楚,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断了中国外需,导致国内产能突然剩余,由此引起了产业资本向制造业之外的赚钱领域转移,或是去炒房,或是去炒社会融资等。所以看似资产泡沫危机,实则是实体产业危机,从这个角度说,要想化解资产泡沫危机,不从化解实体经济危机入手,就是“扬汤止沸”,越化解越严重。

必须看到,在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与发达国家虽然同时陷入危机,但危机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在发达国家是生产不足,而在中国却是生产过剩。发达国家之所以把救市措施高度集中于增发货币,是因为推动新全球化的因素至今仍存在,发达国家想走回“再工业化”的路子已无可能,因此只能靠增发货币创造需求泡沫,增长也只能是需求的增长。正是因为这种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再度膨胀的趋势,才构成了发达国家必然是走向下一场危机的格局。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城市化严重滞后导致人口主体仍处在低收入、低消费阶段,这就给中国的实体经济增长保留了巨大的后续增长空间。所以,中国完全没必要像西方国家那样,主要依靠货币政策来解决目前的矛盾,而是应该尽快转入以城市化为主要方向的结构大调整。

第三,认为不能依靠消费拉动增长。反对增加消费的人认为,不能忘了投资是增长的源泉,这话当然没错,但还有一条理论叫经济发展必须按比例,如果投资过度而消费不足,就会有生产过剩危机。这条理论是否还记得?不说理论说实践,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曾进行过一场大调整,就是针对当时积累率过高的情况,提出了要压低积累,提高消费的基本任务。从1979-1981年,中国经历了三年投资原地踏步,即三年投资没有增长,积累率从1978年的36.5%,被压低到1981年的28.1%;社会消费则从1978年的1559亿元增加到1981年的2350亿元。用今天的口径来说,就是资本形成率从1978年的38.2%压低到1981年的32.5%,直到南巡讲话后的增长高潮中,资本形成率才超过了1978年的水平。在这长达14年对积累与消费比例调整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高达9.4%。如果没有这种调整,又哪来经济高增长与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真心拥护?所以,那种认为储蓄与投资比率只能升不能降的道理,在理论与现实中都是说不过去的。

储蓄率过高就要“压储蓄、上消费”,而继续“上投资”就会加重生产过剩,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当然提升消费比例并不是动员人们花光所有储蓄那么简单,而是通过推动城市化,创造出把农村低收入人口转变成城市高收入人口的条件。这是真正的结构调整,要进行这样的调整还是要靠投资,但这类投资不是用在扩大产能,而是用在实现农民转变成市民所必需的条件,如城市的居住条件、生活与教育医疗条件等,用过去的话说,就是要更多的搞一些非生产性建设。

总之,判断中国是否有了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还是要看是否展开了以城市化为中心的结构大调整,因为只有城市化才能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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