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18届3中全会提出60条、336项改革,其中国企改革当属社会关注度最高的领域之一。尽管18届3中全会甫一闭幕,上海市就率先推出了地方版的国企改革方案,尽管中石化已经开展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但截至目前国企改革依然显得“方向不明决心大”,呈现出不少争论与分歧。特别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推进过程中,偏离了问题导向,出现了“为混合而混合”的趋势。


核心提示:10年间,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有一个数字几乎没有变化——出租车数量控制在6万辆左右,而且到2015年,这个数字也不会有大的变化——北京“十二五”交通规划提出,出租车总量继续控制在6.66万辆以内。


【财新网】(见习记者 郭清媛 记者 田园 欧阳艳琴)从山西省会太原出发,向西行驶187公里,沿着蜿蜒的公路,丘壑纵横的黄土地貌出现的时候,就抵达了吕梁境内。

这块21143平方公里的土地,在2014年的反腐风暴中,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改革是不容易的,特别是中央企业的改革。改革共识与中国特色,如何把握平衡,其实是改革者最大的难题。旁观者可以纸上谈兵,当事人恐怕五味杂陈。


文章导读: 在内地房企业绩普遍低迷的上半年,李嘉诚旗下、以内地房地产市场为主战场之一的长江实业 (00001.HK)却逆市飘红,其半年报显示,股东应占溢利(即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利润)等多项指标呈现上涨的态势。

在内地房企业绩普遍低迷的上半年,李嘉诚旗下、以内地房地产市场为主战场之一的长江实业(00001.HK)却逆市飘红,其半年报显示,股东应占溢利(即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利润)等多项指标呈现上涨的态势。


2014年7月5日上午,一场朴素的追思会在复旦大学附近一家酒店举行。大屏幕上定格逝者照片:一个身形瘦削的中年男人,背着双手站在一片开阔草坪上,温和微笑。

他是杨小凯。尽管已去世10年,但直到今天,他仍被视为当代中国最有作为的经济学家之一。

追思会当天,戏称自己为“小凯粉丝”的张维迎早早就坐在台下,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专程从澳大利亚赶来参会,因故无法到场的张五常则通过视频实时接入会场发言。

另一位备受瞩目的出席者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他穿一件白色格子衬衫,坐在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


沪青平公路989号的奔驰东区总部,有着严格的安保。但8月4日,这里的工作人员仍然度过了称得上惊心动魄的一天。

   9名上海市发改委的工作人员没有预约,直扑奔驰上海办公室。

8月6日,经济观察报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对奔驰上海办公室的检查是提前布置好的。相关价格反垄断执法人员被要求在8月3日晚间集合部署完毕,8月4日上午9点统一开始突击检查。

当天,在国家发改委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简称“价监局”)的统一协调和部署下,上海市价监和反垄断部门还联合突查了位于上海市静安区长寿路943-951号的奔驰品牌授权经销商上海利之星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部。此外,辽宁的大连中升之星奥迪4S店、西安、湖北等地奔驰、奥迪4S店也都遭到了当地反垄断部门的突袭式查访。


    7月24日晚八点,汇通总部的一个办公室,几十号汇通债权人正在热议如何追讨数千万资金。参与此间的债权方,既包括自然人,也有P2P、小贷、第三方理财公司等民间资本的活跃参与方。

经济观察报通过债权人了解到,汇通主要以两种方式发售债权:一是通过P2P、第三方理财等机构发售项目产品获得筹资,另一种则是通过旗下注册的壳公司发起项目自行筹资。

据当地接近汇通担保的人士透露,除了传统的担保偿付功能以外,汇通的资金去向主要有三种:一是投资地矿类项目,多为长期项目;二是为了帮助企业获得银行续贷,替企业垫付还款,“这个担保公司可以收取的是手续费,大约3%-5%”,一旦银行收紧银根不再续贷,这部分资金便无以为继;第三种则是为了帮企业应急寻找过桥资金,“期限通常比较短,一般价格在月息2到3分”。


    每到年中,审计署就会密集发布审计公告,交上一份中国财政经济的全面体检报告,政府部门、大型国企、重大专项,都是体检对象。用审计署工作人员的话来说,这是“一年来审计工作成果的一个集中反映”。

今年6月16日至25日10天内,审计署共发布了18份审计公告。6月24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作了《关于201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这场集中上演的“审计风暴”,收获了不少“点赞”。

李克强总理7月2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严肃整改审计查出的问题。他用“牛皮癣”来比喻那些“屡审屡犯”的老毛病。他要求,对于审计出的问题,不仅要列出整改的“任务清单”,排出“时间表”,逐个“对账销号”,更要建立起整改的长效机制。


    ●一个好的公司治理机构必须同时解决经营者选择问题和激励问题。它既要保证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控制企业,也要使得控制企业的人有积极性为股东创造价值。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保证经营权控制在真正的企业家手里。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司治理结构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政府和企业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以“公司治理”冠名的研究机构层出不穷,有关公司治理的学术研讨会、培训班数不胜数,研究公司治理的学术论文、专著和政策报告汗牛充栋,一些研究机构和咨询公司还编制了“公司治理结构指数”,试图对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公司治理质量进行量化排序。

在学术界,参与公司治理研究的不仅包括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而且包括金融学家、会计学家、管理学家、政治学家,甚至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文化学者。在各国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改进公司治理结构已成为立法和制定公约的重要议程。在产业界,完善公司治理已成为公司董事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公司的董事会成立了“公司治理专业委员会”。在中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几乎成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代名词,也是在诸如“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这样一些监管机构工作的官员的口头禅,这些机构发的法规性文件有相当部分可以划归于“公司治理指引”。


第 1 页,总共 2 页

京ICP备06007975号|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7884号
Copyright © 2017 Open Source Matters. 版权全部.
Joomla! 是依照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规定发布的自由软体

专栏•高级研究员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