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吕梁的黑金十二年

作者  财新网

【财新网】(见习记者 郭清媛 记者 田园 欧阳艳琴)从山西省会太原出发,向西行驶187公里,沿着蜿蜒的公路,丘壑纵横的黄土地貌出现的时候,就抵达了吕梁境内。

这块21143平方公里的土地,在2014年的反腐风暴中,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


2014年3月12日,当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山西首位落马的副省级官员金道铭身上时,47岁的吕梁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从太原武宿机场被带走。

此后,山西反腐风暴愈演愈烈,不断有曾在吕梁任职的副省级大员和地方实权人物落马。

今年6月19日被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宣布落马的原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2011年3月到11月间在吕梁担任市委书记。

8月23日落马的原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聂春玉,则有长达8年的吕梁主官任职经历。他2003年1月从省政府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调至当时还是地区的吕梁担任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2004年吕梁撤地建市,聂春玉转任吕梁市委副书记、市长,2006年2月扶正吕梁市委书记,一直到2011年1月高升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一年后又改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聂春玉是杜善学的前一任市委书记,在其执政吕梁期间,见证了这座以贫困著称的革命老区,在煤炭市场的起落下的兴起与颓靡。

8月29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原山西省原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遭组织调查,她2003年6月-2006年2月亦曾担任将近三年的吕梁地委副书记和市委副书记。

在以上三名副省级高官倒台之前,吕梁本地籍干部、原吕梁市市委常委兼副市长张中生,早在5月29日即已确定被带走。在他们之后,政治生命划上句号的则包括原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吕梁市委常委、离石区委书记阎刚平。

与上述官员一损俱损的还包括多位吕梁商人。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珠、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贾廷亮,以及吕梁市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邸存喜,陆续被带走调查。

2014年的秋天,政客仕途凋零,商人命运未卜,曾经造就无数一夜暴富黑金神话的吕梁,在秋风萧索中迎来十年煤炭黄金时代后的最低谷。

 

【上篇】遥远的分水岭

 

把时间轴拉至新世纪之初,当年的吕梁属于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区之一,土壤贫瘠、十年九旱,经济结构过度依赖煤、铝土等,偏偏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外部能源市场疲软,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

彼时,做煤矿生意的不叫“煤老板”,被称作“开煤窑的”,这些开煤窑的大多借债维持煤矿经营。

2002年被当地人视作分水岭。这一年,很多经营煤矿者没有熬住,将煤矿拱手让人,当年熬下来的,都在紧随其后的煤炭市场回暖中获利。

 

富饶的贫困

 

如今处于反腐漩涡中的吕梁,在本世纪初时,处于贫困的深渊中。

吕梁地区下属某县官员宋峰(化名)回忆道,一直到2002年,他每年都会和同事们搭上公共汽车,背着土豆、扛着红枣,披着一身黄土赶到省会太原,为自己所在的县区争取扶贫项目。

“那是一个用土特产就能谈成事情的年代,也是一个扶贫资金解决不了贫困的年代。”宋峰回忆说。

“穷”是当年吕梁给外界的最直观印象,这个革命老区地处晋陕交接的黄土高坡处,地表沟壑纵横,土地贫薄,不适宜作物生长,偏偏气候干旱——吕梁地区曾在1997年到2001年间遭遇5年连旱,挖地一米摸不到湿土。

作为全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1998年全吕梁地区的GDP合计89.22亿元,财政收入9.039亿元,GDP总量和财政收入不及东部沿海省区的一个乡镇。80%是农业人口的吕梁地区,当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417元。

五年连旱更是雪上加霜。2000年,吕梁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降至1105元;2001年,再跌至1015元。

面对此种局面,1999年,时任吕梁地委副书记、行署常务副专员郭海亮曾撰文称,要根据地区情况发展特色工业。郭海亮指出,吕梁地表黄土虽贫瘠,但地下资源丰富,境内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有39种,其中煤、铝、铁储量极为丰富,是国家建设中西部能源重化工基地的重点开发区域。

资源环境的优势与劣势分明,但市场形势在世纪之交的那些年相当不景气。由于整个国家告别短缺经济,全面转入以买方市场为特征的相对过剩阶段。煤炭、电力等基础产业领域也出现了明显的供大于求。郭海亮1999年10月刊登在《前进》杂志上的《大力发展特色工业,加快吕梁脱贫步伐》一文中写道:“生产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煤焦、冶炼、化工、建材、酿造五大产业体系全面受阻,市场萎缩,价格下跌,企业亏损增加、效益下滑,陷入了惨淡经营、举步维艰的困境,成为制约全区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

吕梁市临县的一位煤老板告诉财新记者,在1999年,原煤价格每吨不到50元。他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经营煤矿,由于国家政策尚不允许个人开矿,那时的煤矿属于村办企业,产权归集体所有。吕梁地区交通不便且积贫积弱,所以煤矿开采的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完备,采矿难度大,加上当时市场行情不好,“当时承包村矿的所谓煤老板,给官员送礼时,送上一箱红塔山就属于很大的礼了”。

钱这么难挣,尽最大可能压低成本,忽视安全生产和矿工权益,就成了这些承包小煤窑的煤老板们普遍的选择。私挖滥采现象频出,不按规律开采极易穿透煤层,造成透水事故和瓦斯爆炸,矿难时有发生。

如此恶性循环,使得当时的煤老板外债累累。这位临县煤老板称,当时他在大街上走路,都需要捂着脸,怕被债主撞见,到了2002年,他在几乎熬不住的情况下,开始拉人投资入伙,自己则慢慢淡出煤矿生意圈。

 

邢利斌的赌博

 

“2002年是一个分水岭,能熬下来敢豁出去的后来都赚钱了。”吕梁市一位官员称。联盛集团董事长邢利斌,就是当时豁出去的代表。

此前,邢利斌已经有了12年的创业经历。1990年,25岁的邢利斌从山西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到家乡吕梁,在中阳县开始走上了创业之路,先后创办中阳县金鑫铁厂、河东煤化厂、河东铁厂、河东企业总公司、宏瑞煤化有限公司,还承包经营了中阳的古家岭、罗家峁和昌顺三个煤矿,到1996年,邢利斌创办的企业资产总额达到了3.6亿元,先后经营出口焦炭70万吨,出口洗精煤18万吨,累计上缴税金6300万元,是1995年到1997年中阳县的利税大户。

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调整的影响,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煤炭市场供给过剩,煤炭价格持续三年下降,致使煤炭行业亏损严重。此时的邢利斌的企业正在扩张之中,摊子铺得过大,正在建设的60万吨洗煤厂不能如期投产,已经建成的40万吨焦化厂也难以正常进行。加之企业扩张之后,管理没有跟上去,原来的家族管理并不能适应扩张后的企业。2000年,邢利斌处置了中阳县的两个铁厂、三个煤矿和焦化厂的资产,清偿还了企业债务,回到家乡柳林县,租赁了金家庄煤矿进行集中建设。

2002年,柳林县委、政府对国有煤炭企业实施“一退两置换”(国有资产有偿退出、产权置换、职工身份置换)政策,以兴无煤矿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兴无煤矿)作为改制试点进行股权转让,并发布电视拍卖消息。

根据当年柳林县政府办公室公布的兴无煤矿基本条件,当时的兴无煤矿评估后资产总计为26181.76万元,负债总计为19335.76万元,净资产6826万元,职工1341人,企业井田面积为11.62平方公里,地质储量1.2亿吨,原煤产能为每年60万吨,正在建设90万吨洗煤厂一座,批准煤层有4#、5#、6#、8#、9#、10#六个煤层,其中,4#、5#优质主焦煤被誉国宝级的“熊猫煤种”。

柳林县国有资产运营中心在兴无煤矿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报告中写到:“多年来,该企业一直沿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从而导致企业效益日趋下降,成本费连年升高,利润水平大幅下降,2001年的平均资产利润率只有1.45%,沉重的企业负债难以还清。面对此种状况,柳林县委、柳林县人民政府拟采取国有股权转让的办法对该企业进行改革”。

邢利斌决意要将兴无煤矿拿到手。一位熟悉邢利斌的吕梁官员清楚地记得,他曾劝邢利斌要慎重,邢利斌回应道,“煤炭市场今后一定会越来越好,今后国家发展必定需要咱这里的熊猫煤种”。

根据当年的留存档案得知,竞标企业中,除了邢利斌租赁经营的金家庄煤业有限公司,还有多家已初具规模的煤企,比如山西神州煤电焦化有限公司、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孝义市的山西金晖煤焦化工有限公司等。但最后是实力最弱的邢利斌获胜。

这次转让事隔12年后仍然争议纷纷。财新记者查阅竞标初期柳林县对各投标企业的评估报告,金家庄煤业确实被认为“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但随后又肯定了其“具有强大的融资能力、抗风险能力等强大的生命力”。

一些批评者认为,邢利斌中标的转让总金额为5747.06万元,低于经评估确认的兴无煤矿6826万元净资产,属于国有资产流失。但联盛集团人士指出,除了转让金之外,邢利斌还要缴纳职工安置费1000万元,土地出让金1133.94万元,合计总额7881万元,还承接了兴无煤矿1.93亿元的债务。邢利斌还承诺了不让一名职工下岗,从2003年起每年出资10万元资助柳林县贫困大学生,每年出资50万元用于修建小学,改善山区办学条件,在2002年10月底以前将90万吨洗煤厂项目建成投产等条件。“评标人包括县委书记、县长及各个相关职能局长在内共有40人,其中39人同意邢利斌接手。”

邢利斌确实敢赌,而且融资能力强大。购买兴无煤矿时,他实际只有1000万元,其余的资金是他凭借兴无煤矿资产,说服客户以预售煤炭的方式获得的。

历史证明,邢利斌赌对了。收购兴无煤矿后,他组建联盛能源有限公司,这不仅让邢利斌掘得了第一桶黑金,也是其庞大政商圈的起步。

当时主持兴无煤矿转让的柳林县县长闫国平、分管煤炭的副县长邹忠家以及时任煤炭局局长马学耘,之后都跳上了联盛的战车,与邢利斌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闫国平2008年时担任吕梁市下属的汾阳市市长,当年10月国务院赴山西安全督查组调查发现,汾阳市煤矿私挖滥采的情况非常严重,闫国平遭到免职,同时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之后闫国平在公开场合消失,直到2009年6月邢利斌与央企华润集团的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00836.HK)合资成立山西华润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山西省工商局的工商资料上才显示,闫国平成了这家注册资金高达38亿元的煤业投资公司的法人代表。

邹忠家如今任三亚万通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该公司在三亚海棠湾开发有“万联·晋海”项目,这属于邢利斌开发的楼盘。一位当时在柳林县政府任职的官员称,邹忠家身为分管煤炭的副县长,为邢利斌收购兴无煤矿出力颇多,此后二人交往也很频繁。《中国经营报》也曾报道称,邢利斌与时任吕梁行署专员的聂春玉之所以能够搭上线,邹忠家功劳很大。

而当时的柳林县煤炭局局长马学耘,则在日后正式加入联盛,担任董事局副主席、副总裁。

 

【中篇】富与腐双线生长

 

2003年,中国经济发展步伐加快,能源需求量猛增。得益于2002年开始取消对电煤的国家指导价,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煤炭价格一路上扬。多位煤老板回忆,2003年初,煤价已经上涨到大约160元/吨,远高于2000年国家价格控制下的30元/吨左右。

此后数年,煤价逐年攀升,在利润刺激下,原煤产量也开始上涨。2003年吕梁市的原煤产量,在经历了1990年代中后期的疲软萧条后,再度破千万吨,达到1007.5万吨。与此相对应的是吕梁整体财政收入的提升,2002年,吕梁全地区的财政收入是16.3亿元,2003年一跃升至23亿元。2011年,吕梁的原煤产量突破亿吨大关,达到1.12亿吨。而吕梁市的GDP,也早在2010年突破800亿元,跻身全省第四,增长速度全省第一,财政收入突破200亿元。

以2003年为开端,吕梁整体经济形势以煤炭为轴心开始好转,胡润百富榜上,开始出现了山西吕梁籍煤老板的身影。革命老区、连片贫困区等标签,渐渐隐藏于一掷千金的煤老板身影之后。

同样以2003年为开端,同样以煤炭为轴心,水涨船高的政商利益输送金额,促成了吕梁当地的权贵黑金经济圈。

 

资源争夺季

 

回忆起十年前煤价开始飞涨之时,吕梁市中阳县商人高智广心情颇为复杂。

1990年代,吕梁市有一大批窘迫的煤窑经营者,高智广属于其中之一。他在1992年曾担任中阳县统计局局长,当时单位集体承包了赵盘庄煤矿,两年后,退居二线的高智广个人承包经营了亏损严重的赵盘庄煤矿。他投入百万余元对赵盘庄煤矿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历时3年,直到1997年才将10#煤层打通,三层煤,高5.5米,煤质好,储量大,年产15万吨。但是在市场不景气的1990年代,每产出一吨煤,就要赔上几十块钱。

2000年前后,吕梁市为整治非法经营和布局不合理的煤矿,开始关闭部分煤矿,中阳县当时拟定了11座被关矿井名单,赵盘庄煤矿位列其中。

中阳县煤炭局后来提供的一份《关于关闭我县赵盘庄煤矿的复查意见》显示,赵盘庄煤矿当年仅有采矿许可证而没有生产许可证,被列为“一证矿井”,符合国务院明确规定的关井范围。

高智广回忆称,当年由于经营困难,不少煤矿主不愿意花钱办齐五证一照,即采矿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矿长资格证和矿长安全生产许可资格证,以及营业执照。

当时的关矿在他看来是“选择性关闭”,主导那次关矿的领导,就是时任中阳县委书记张中生。“当时被张中生庇佑的两座矿井并没有被关,矿主也得到了相应的赔偿。”高智广在当年背下千万高利贷,至今仍在还债。中阳县煤炭局的解释是,中阳县在2000年以前所关闭的矿井都没有给过关井补偿。

更让这位退休官员气愤的是,两年后煤炭市场回暖,赵盘庄煤矿成了各路煤老板争夺的猎物。在张中生的操盘下,赵盘庄煤矿几次腾挪,创利颇丰,而高智广则无能为力。

2003年初,高智广从当时中阳县分管煤炭副县长处得知,煤矿最终落入刘志文手中。在中阳县任职的官员告诉财新记者,刘志文与张中生是子女亲家,刘志文之子是张中生的女婿。

赵盘庄煤矿与刘志文已有的暖泉煤矿相连,暖泉煤矿是村办矿,亦是张中生利用个人权力转给刘志文承包的。刘志文获得赵家庄煤矿后,与原来的暖泉煤矿合并,被当地人统称为暖泉煤矿。

之后十年间,暖泉煤矿又经历了两次转手,先是隶属于邢利斌控制的中阳联盛暖泉煤业有限公司,2010年又被中阳钢铁整合,采矿权人及矿山名称变更为中阳暖泉煤业有限公司。

如今,高智广依旧背负债务,张中生也已落马。离高智广住地不远处,就是张中生为自己在二郎坪上修建的三层别墅,青砖相连数百米,现已停工。高智广告了张中生十年,张中生一路升迁,在高智广放弃告状之后的2014年,张中生落马。

高智广的故事并非当时的孤例,临县煤老板李某,当时五证齐全,也被当地官员联合其他煤老板上下其手,谋夺了煤矿经营权。

“2003年之后,挖出来的就不是煤,而是人民币,人人都想分得一杯羹,官商之间的利益输送管道迅速搭建起来。”吕梁市一位官员介绍说,吕梁当地没有大的国有矿务局,煤矿主要以村办矿为主,进入1990年代,村办矿逐渐被个人承包。2003年煤价开始明显上涨,为了抢到好矿,煤老板会拉拢分管此领域的官员,“县委书记、县长、煤炭局的官员、乡镇干部,都成了当时被拉拢的对象”。

“那年月的主题,就是抢矿。”上述官员称,吕梁当地执掌权力的官员们,也在这股疯狂的黑金抢夺战中被“惊”醒,被动一些的等鱼上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分配权置换煤老板手中成麻袋的人民币,胆大一些的则主动出击,或者通过亲朋好友的白手套,或者以权力入股煤矿,稀缺的权力资源与同样稀缺的煤矿资源之间架起了吸管一样的直通车。

 

煤老板腾飞季

 

当然,最稀缺的永远是权力。

当吕梁各县区因煤价上涨而陷入白热化的煤矿资源争夺战之时,作为吕梁最高权力机关的地委、行署,迎来了一次人事调整。

聂春玉、张中生、白云,他们的仕途在当年的吕梁交汇。迎接他们的,是此地蓬勃而起的煤炭黄金时代,以及正在逐步形成的以煤为介的政商利益输送网。

2003年1月,已在吕梁地委工作9年的郭海亮升任吕梁地委书记。晋南人聂春玉结束了19年的省委省政府工作生涯,空降至吕梁担任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开启了他的8年吕梁为官路。在中阳县为官34年的张中生,在这一年跻身地区行署,升任吕梁行署副专员。当年6月,资深团系干部白云,来到吕梁担任地委副书记,开启了地方履职经历的第一站。

这一年底,吕梁走上了撤地建市的步伐,成为山西省最后一个撤地建市的地区。郭海亮转任市委书记,聂春玉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张中生任分管煤炭的副市长。白云则是分管农业的市委副书记,当地官员称,白云为人低调,看的多做的少,在吕梁没有多少存在感,三年后调任另一个资源大市阳泉担任市委书记,才将她从吕梁学到的以权换利的“为官之道”发扬光大。

面对煤价持续攀升的大好局面,吕梁市委市政府提出力推“一主三化”,开启一个吕梁新时代。所谓“一主三化”,就是坚持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全力推进传统产业新型化、城乡统筹一体化、区域经济特色化。

多位受访的吕梁官员对财新记者称,他们对“一主三化”中的“坚持以发展民营经济为主”记忆尤深。吕梁由于长期贫困,面对突如其来的资源升值,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配套等问题成为发展掣肘,所以地委、行署当时的扶持力度很大,在吕梁大张旗鼓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曾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文件,内容涉及民营经济地位、项目审批、政府服务、政策支持、资金投人、组织领导等25条多方支持当地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

事实上,吕梁民营经济的主要支柱,就是煤炭开采、炼焦及下游的炼钢。联盛能源、大土河焦化、中阳钢铁等企业,都借助当时的机会兼并重组、扩大规模,成长为当地乃至山西省内民营企业的龙头。

中阳钢铁集团公司董事长袁玉珠当时曾对媒体表示,2003年,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完成基本建设总投资5亿元,完成炼钢产量160万吨。

2002年收购兴无煤矿之后的联盛能源,2003年相继采用租赁经营、承包经营、买断资产、股份投资等方式使公司快速滚动壮大。那时的联盛拥有直属企业13个、控股企业2个,其中煤矿14座,120万吨洗煤厂一个,固定资产12亿元。山西大土河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员也介绍,大土河焦化2002年成立,迅速形成煤炭开采、洗选、焦炭及煤泥、中煤、煤矸石、煤气发电等上下游产业链。

历史资料显示,2003年底,吕梁地区民营经济完成增加值84.47亿元,占全区GDP的64.98%,上缴税金10.45亿元,占据全区财政收入的45%。此后,民营经济在吕梁经济中占有份额越来越大,2006年聂春玉当上市委书记以后,吕梁市委市政府又推出“双百双千”计划扶持民营企业。到2007年,吕梁全市民营企业发展到4.6万多户,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率升至七成多(73.37%),对城乡劳动力就业的贡献率高达96.2%,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也近六成(58.9%)。

这十年,是吕梁地区民营企业的腾飞季,邢利斌、贾廷亮、袁玉珠都曾在胡润百富榜上出现。吕梁地区大大小小煤老板在各种场合一掷千金的传说,也在山西省以及全国蔓延开来。人们已经忘却了这里革命老区、连片贫困区等旧标签。

 

圈子成型季

 

“稀缺资源和稀缺资源之间,是需要互相合作的。”吕梁某知名民营企业的高层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他说的第一个稀缺资源是煤,第二个稀缺资源,指的则是配置资源的权力。

吕梁下属中阳县的头号民企老板、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珠,与吕梁市副市长张中生是1980年代就认识的旧相识。中阳当地人称,袁玉珠发家致富的每一步都和背后的张中生脱不了干系,中阳钢铁则成为张中生的钱袋子。同样,邢利斌在飞速扩张联盛集团之时,与当年担任吕梁市长、市委书记的聂春玉相识,聂春玉此后升任省委领导,离不开邢利斌从资金到人脉的鼎力支持。

在吕梁,企业与官员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数次煤改中都可窥见其规律。山西省一位参与过煤改方案设计的厅局级官员透露,山西数度煤改,都沦为以绝对的权力为主导,对资源进行再次分配,这就为权力寻租创造了巨大的机会。在民企为主的吕梁,煤老板若想要在每次洗牌中保住自己的煤矿甚至吞并其他的煤矿,就必须与掌握权力的官员进行权钱交易。

“每一次煤改,都会陷入在既有的官商利益圈基础上再建一个更为坚固的官商利益圈的怪圈。”上述官员说。

2004年,山西省政府下发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继续深化煤矿安全整治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对全省煤矿进行“资源整合、能力置换、关小上大、有偿使用”的矿权改革原则。这是时任山西省长张宝顺最先推行的改革思路。

改革最先的触发点是遏制矿难、明晰产权,时任山西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的李留澜——这位向张宝顺提出矿权改革动议的智库人士亦曾向财新记者证实,改革动力之一,是数千亿元的资源使用费可充盈政府财政。

正是在矿权改革这一背景下,大批民间资本进入山西,尤以浙商为多。2006年底,山西矿权改革宣告结束。这次改革,官方、民间乃至媒体大都给予盛赞,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矿产资源的产权改革启动。

然而,两年之后风向骤变,2008年,山西省又推出以“资源整合”为旗帜的第二次煤改。2008年9月《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 (晋政发[2008]23号文)指出,要“通过大型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中小煤矿,形成大型煤矿企业为主的办矿体制”。2009年4月,山西省政府敲响了加快资源整合的大钟,在《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发[2009]10号)中,山西省提出到2010年底,全省矿井数量控制目标由原来的1500座调整为1000座,兼并重组整合后煤企规模原则上不低于300万吨/年,矿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年。

两次煤改中,无论是关闭无证煤窑,将过去的村办煤矿通过确权变为私人煤矿,还是第二次的兼并重组,具体到吕梁,则都是以政府为主导,整合主体以民营企业为主,因此煤老板不得不一次又一次进行利益输送,或者为避免煤矿被关,或者是希望借机扩大规模,即使被关,也希望获得足额乃至更多的赔偿金额。2008年时,吕梁的煤矿格局已经从“村村点火”整合到了只剩355处煤矿,2009年再减至115处。“大鱼吃小鱼”后,吕梁市的办矿主体减少到27家,其中大型国有煤炭企业4个,产能只占24%,以联盛集团、大土河焦化等为代表的16个“地方骨干企业”,产能占据全市的60%。

事实上,煤老板与官员之间,在平日里,也形成了一种默契的互动规则。每年的中秋与春节,都是煤老板们向官员上贡的固定“节日”。吕梁文水县一位煤老板称,他在春节期间,要准备至少100万元的开支,输送对象主要是县里的主官和分管领导,另外煤炭、工商、电力、税务等部门也要走动到。“逢年过节的利益输送,并不是为了办事,而是为自己营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发展环境。”他说,想把煤矿开下去,当地主要领导要支持,县里国土资源、煤炭管理、安全生产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多向交叉管理的部门也不能含糊。

柳林县一位煤老板举例称,他的矿在接受安监部门视察时,官员曾故意扔下一根事先准备好的烟头,对煤矿进行停产惩罚。“逢年过节送礼,就是为了避免平时被找茬。”

这些煤老板介绍,中秋、春节的礼金,根据每个企业的效益、规模决定,有些领导平时会关注各家企业的年产量和收入,如果企业效益好于往年,那么礼金也要随之增长。

“一个民营企业想发展好,是要依靠数届政府支持的,但有时,一届政府中的一个官员,就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搞垮一个企业。”上述柳林煤老板说,“在吕梁,煤价上涨,民企蓬勃发展,煤老板发家致富,但轴心还是得围绕着政府大院里的那些权贵老爷转。”

 

【下篇】落选副县长的危机预言

 

政商捆绑的权贵经济,在吕梁分双线发展。煤价市场的高涨,拉动着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少数煤老板财富的增长,同样也刺激着黑金输送市场的繁荣。二者裹挟共生,在2009年同时达到了巅峰。

2009年,吕梁买官价格走高,并因为13县市的公推选举县长工作而被外界知晓。同时,经历数轮煤改之后,联盛集团、大土河焦化等民营企业成为“航母”,吕梁市的经济增长与财政收入也领先全省。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煤炭市场对于外部经济的严重依赖,注定了吕梁黑金之花不会常开。2013年,经济下行之势开始显现,如同十年前邢利斌一举买下兴无煤矿昭示着黄金十年的开始一般,联盛债务危机的出现,也开启了吕梁的政商陨落季。捆绑着各路政商的吕梁黑金链条一朝断裂,满盘溃败。

 

聂春玉的选择

 

2009年6月,吕梁市在下属13个区县市进行公推县长的选举工作。

根据吕梁市政协一位官员介绍,公推程序设定严密,共分5个环节进行。各县符合参加推选条件的官员,在乡级、科级别干部中投选,然后吕梁市各部门领导再次投票推选。两个环节中的胜出者需要参加面试,吕梁市四大班子也对其进行考察。上述四个环节进行完之后的胜出者,再由吕梁市委常委们票决,最终定出8个县长。

“看似十分公平,是一个大的进步,但在没有外部监督的情况下,实则每一个环节都存在灰色利益输送。”一位吕梁市组织部门的干部对财新记者称,前两次投票时,候选人需要输送的金额会少一些,到四大班子考察和常委投票环节,则是需要大出血见真章的时候。筹款买县长,是当时很多候选者的共识。

这次公推,因一位参选副县长在网络上发出《一顶乌纱帽 千万雪花银》帖子而进入公众视野。这位举全家之力,花费400万元却败走麦城的副县长,如此陈述自己的“落选感言”:“一切程序是那么公平、公正和公开,但公平是要靠金钱来平衡的,公正是要有领导支持的,公开是伴随着私下的秘密交易的……权力作为人情社会中最具社会价值的稀缺资源,关系加金钱是成功的关键。”

这位副县长也坦白了自己400万元“竞选经费”的来源:工资的积蓄,历年礼金,临时借款和企业援助。帖子中称,他的400万元只顶得上当选者所花的三分之一。

副县长感叹到,2009年的吕梁,一个县委书记或者县长的跑官价格,属于全国前列,足以将任何从政者逼良为娼,不腐败无出路;巨额买官钱财若想得来必须敛财,上位后,更需要通过敛财来数倍收回。

对于这位副县长落选感言中提到的买官生态,财新记者在吕梁当地找了多位官员与煤老板进行佐证。

吕梁市组织部门一位官员介绍,长久以来,当地用人选人时,候选资格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为内定者设立的,所以在参选的最初,不公就已存在。

对于这位副县长所陈的资金来源,曾与聂春玉共事的官员李一(化名)称,他在多县做过考察,吕梁的县区主官,每个春节会收到各乡镇书记、乡镇长每人5-10万不等的礼金,县直局一把手等每人约5万,再加上一些待提拔官员的特别上贡,总计约500万元上下。

李一与聂春玉曾共事多年,自觉很受聂的认可。聂春玉当市长时,一直配合市委书记郭海亮的工作,在人事方面很谨慎,擢升为市委书记之后,李一迎来了多次升职机会,但是却总被冷落。最后他才明白,这是因为自己从来不送礼的原因。

“这对于干部队伍造成的伤害很大。”李一讲到,数度升迁受阻,长期的努力得不到回报,他有时会不想上班,最严重时甚至想过跳楼。

在吕梁采访时,有多位干部认为,2009年聂春玉推行的公推县长选举目的,就是为了敛一笔大财,为自己升上省级领导准备跑官资金。但一位熟悉聂春玉的吕梁市政协官员认为,聂春玉身为市委书记,他收到来自煤老板的巨额资金,就已抵得过一次春节收到的所有下级的礼金了,没有必要为了敛财去推动用人时的买官卖官。在他看来,吕梁本地长期拧结而成的官商利益链,每遇到人事调整时总会各方拉锯,有时候也不是他一个外来的市委书记能够摆平的,比如在中阳县积累深厚并一直负责煤炭领域的副市长张中生,就拥有聂春玉不能小觑的官商势力。因此他将2009年的公推选举解读成聂春玉为平衡各方势力不得已而为之。

无论是什么动因,此次“公推县长”增设了多个官员向官员的寻租环节,大大推高了买官价格,也让当地官商利益输送变得更为疯狂。2009年的贿选风波在尘埃落定之后,依旧无人追究。那位落败者在“落选感言”最后发出了对未来的隐忧:“我此时的收敛或许是祸,将来可能会是福,如果吕梁市成了群体性卖官者身败名裂的反腐试验田,作为县级官员,对上买官,对下卖官,是否能够全身而退?”

 

眼看他起高楼

 

他的隐忧,很快被淹没在滚滚而来的利益之中。

公推县长的金额之高,被当地部分官员称作是一种经济现象:煤老板的利润高了,给官员的礼金自然增高,用到竞争上位时就会进一步加价,这正说明吕梁的经济行情很好。

事实也确实如此。从2007年开始,吕梁市的财政收入达到百亿以上,2008年为164.3亿元,2009年受累于亚洲金融危机,微增至165.4亿元。之后的“四万亿”再打一剂强心针。2010年,吕梁市GDP突破800亿元,跻身山西省第四,增长速度全省第一,财政收入突破200亿元。到2012年,全市财政总收入达到341.7亿元。

2012年丁雪峰担任市长后,将吕梁新城规划建设列入主抓的一号工程。这座雄心勃勃的新城位于吕梁市区以北,规划总面积30平方公里,计划投入300亿元,预计三年时间建成。

财政收入高歌猛进的同时,与官员形成紧密利益共同体的那些煤老板也是意气风发。他们忙于借山西煤业资源整合“改革”之机迅速跑马圈地,并展开政府官员们喜闻乐见的大项目建设。

作为吕梁最大的地方骨干企业,邢利斌的联盛集团是2009年开始的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中的第一批整合主体。邢利斌选择与央企华润集团“联姻”,按联盛集团高管的说法,一是可以解决并购的资金问题,二则可以为吕梁引入大型央企。以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主体,邢利斌与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38亿元,成立了山西华润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华润联盛),联盛集团最初持股42%。

在吕梁市中阳、交口等县,华润联盛斥资70亿元,整合成立苏村、东桉、南山、黄家沟、蔡家沟、孟家焉、梁家沟、赵家沟、介板沟、车家庄、关家崖、峁底等12个煤业公司。

在太原古交市,华润联盛斥资79亿元,收购山西金业煤焦化集团80%资产,整合成立太原华润煤业有限公司;注资成立山西华润煤业有限公司,从大同煤业集团接手并购古交市17座地方煤矿,整合形成银宇、大雁、 福巨源、鸿福、昌裕、台城、铁鑫、新桃园、姬家庄等九个下属煤业有限公司。

此外,联盛集团还用49亿元收购了吕梁市楼俊矿业集团,后者也是山西煤炭资源整合主体,共有三座煤矿,批复产能300万吨/年。

邢利斌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高调预言:“未来20年,煤炭的前景绝对没有问题,全国性大企业的成长机会到来了,必须迅速成为强势品牌。”

2007年、2008年,邢利斌以超过40亿元的个人财富,两次登上胡润中国能源富豪榜前十。在大举并购煤矿项目的同时,他的联盛集团向下游焦化厂、发电厂和水泥厂延伸,继而开始投资教育、房地产和农业等行业。

2009年开始,邢利斌构思在自己的出生地柳林县留誉镇造一座新城。按照最初的设想,这座新城涵盖一个154平方公里的农业园区,一个包括数千套住宅和联盛办公总部的新镇区,以及一个物流产业园,是一个完整的经济体,可能会有上万名的农民成为产业工人。

邢利斌的许诺是:“人民给我一方土,我送人民一座城。大干五年不动摇,再造一个新留誉。”

农业园区涉及的52个自然村,已经通过土地流转建立土地合作社。邢利斌计划用十年出资100亿元占股60%,合作社用土地经营权占股40%,共同成立山西联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村民每年土地分红收益不少于2000元/人。

邢利斌的这一宏大构想已经完成了一部分。据邢利斌的妻子李凤晓向财新记者介绍,邢利斌已经在这里投资20亿元,黄土高坡被修整成适合机耕的梯田,种上核桃、钙果,从山顶到山脚,一条100余公里硬化并绿化了的道路通车,还有100多个水坝,一座酒厂,1000多套主体落成的安置房,公司一度吸收五六百名农民“产业工人”。

在柳林镇,邢利斌还在着手建设高红工业园区和教育园区,两者已经投资共40亿元。在兴修高红工业园区的时候,施工队在山中凿开一条最深约三四十米、宽约十米、长约百米的河道,使原来的河流改道。此工程被联盛集团内部引以为傲地称作“吕梁人民的三峡”,据说总体图纸即出自长江三峡工程的设计者。

农业园区、工业园区、教育园区,这三大园区都曾经接待省市领导的视察,并且得到称赞。

2010年,联盛集团在柳林县体育馆举行运动会,联盛集团一位行政部员工对财新记者回忆说,各个下属单位代表队方阵入场就用了一个小时,在公司工作了两年,很多下属单位的名称他以前都没有听说过。那些佩戴联盛集团Logo、身穿西装的联盛员工,出现在外人面前,很容易被误以为是银行职员。

根据联盛集团官方简介:“到2011年底,集团公司巩固了与华润的联盟,进一步加强了与福山能源上市公司的合作,整合离柳矿区,兼并楼俊股份,同时在电力、建材、房地产、金融领域优化了股权结构……截至2011年,集团拥有资产600亿元,员工3.6万余人,累计上缴税金167亿多元”。

据联盛集团高管向财新记者提供的《联盛公司目前重组推进和经营管理的情况说明》,联盛集团的产业涉及六大板块,分别为能源、建材、地产、农业、教育、物流:能源板块,控股山西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楼俊矿业集团,参股华润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太原华润煤业有限公司、山西华润煤业有限公司、首钢福山资源集团、联山煤矿,共有矿井38对,批复产能3550万吨/年,联盛集团控股并直接经营矿井10对,权益产能2668万吨/年;此外,控股山西福龙煤化有限公司、柳林县浩博煤焦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联盛煤化工投资有限公司,参股山西国际能源宏光发电有限公司。建材板块,参股山西华润福龙水泥有限公司;地产板块,参股三亚万联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农业板块,控股山西联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教育板块,参与投资联盛中学(原柳林四中),投资教育园区;物流板块,参股柳林铁路货物集运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能投留誉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此时以联盛集团为代表的吕梁民营经济,如同一艘顺风前行的航母。而从2003年1月自省政府下派担任吕梁行署专员和吕梁市长、2006年2月起担任吕梁市委书记的聂春玉,则凭借满溢的政绩和充沛的资金,于2011年1月终于高升一步,进入省委常委领导班子,担任省委统战部部长。

从长治平调过来接替聂春玉的杜善学,为人相比前任更为强势,行事目的性也更为简单明了。他在吕梁市委书记任上仅仅待了一年, 2011年11月,杜善学也荣升山西省委常委,并于2012年1月即调往省委担任秘书长的要职。吕梁当地盛传,杜善学的买官资金中,有一部分来自吕梁的煤老板。

 

眼看他楼塌了

 

好花不常开,更何况恶之花。对聂春玉、邢利斌等吕梁高官巨富来说,起朱楼宴宾客,不过十年之功,高楼坍塌则在转瞬之间。

2013年,全国煤炭市场开始衰落,原煤价格下跌到平均200-300元/吨,比2008年-2010年平均价格腰斩一半多,一向受欢迎的低硫煤每吨也不到500元,价格仅有2012年的一半。根据吕梁市政府公布的2013年经济情况,当年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仅完成164亿元,同比下降近一半。

2013年11月29日,柳林县人民法院受理联盛集团债务重整申请,邢利斌公开承认联盛集团“企业生产因缺乏流动资金处于半停产状态,大量的短期资金到期无法有效接续,七对在建矿井无法收尾竣工……”根据当时法院公布的文件称,截至2013年9月底,联盛集团对外融资总额为268.07亿元,其中银行借款余额超过153亿元,信托借款余额超过73亿元,这里面一年内即将到期的短期银行贷款和2014年到期的短期信托借款,又分别达到51.8亿元和54.75亿元。加上其他债务,联盛集团高管对财新记者承认,公司负债超过320亿元,已基本失去债务清偿能力,且面临欠缴税款、职工养老保险金、工程款、材料设备等多项财务问题。另外,联盛集团在吕梁、太原的九家有互保关系的民营企业,以及他们提供担保的其他省内企业,“互保黑洞”里的信贷规模达到1500亿元。

2013年12月30日,时任吕梁市市长丁雪峰失联。2014年3月12日,邢利斌从太原武宿机场被带走调查。

此后,多位曾见证吕梁黄金十年发展的官商被带走。今年5月29日,张中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8月23日,随着聂春玉被宣布落马,吕梁的反腐态势持续发酵:一周之内,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袁玉珠、大土河焦化董事长贾廷亮、吕梁市山西离柳焦煤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邸存喜陆续被带走调查。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吕梁市委常委、离石区委书记阎刚平的政治生命,也在这个秋天画上了句号。历经十年形成的黑金政商链条全面解体。

高楼坍塌,留下了不仅是噤若寒蝉的官场和群龙无首的企业,不仅是吕梁新城比比皆是的停工建筑工地,还有整个吕梁被十年官商盛宴败坏的社会经济环境。尽管历经十年的经济黄金增长期,但吕梁并未在煤焦之外积累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产业结构调整前途迷茫。以煤独大的吕梁,因为煤炭行业的不景气,今年前半年的各项经济指标都跌至山西省最末。

更重要的是,过去十年的畸形增长,少数人的快速富裕掩盖了多数人的持续贫困。这个曾经的集中连片贫困区,13个县市区中目前仍有6个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十年间全吕梁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了4552元——2003年,吕梁市的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是1515元,到2013年刚刚突破6000元。

“现在吕梁仍然是全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市。”吕梁市扶贫办一位官员对财新记者说。

吕梁未来如何?这位官员称,暂时不会没落,因为从社会层面上来看,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一部分人手里积累了大量的资金,但是长远来看,发展可能会比较艰难,减速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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