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柯华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未来

作者  柯华庆

摘要: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的抉择将不仅仅决定中国的未来,而且将极大地影响世界的未来。中华民族试图走向精神自主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第三次伟大变革。精神自主是一种主体意识,要精神自主非有自主精神不可。自主精神就是主体精神,主体意识涉及自身、其他主体和非主体的一切,所以主体必须解决自我认知、自身与其他主体的关系及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自主精神包涵三方面:自尊自强,合作共赢和实事求效。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第三次伟大变革必须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全面现代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新阶段,以共同自由为社会主义本质,以实事求效为思想路线。中国学者作为精神自主的主体,肩负创造中华新文明的历史使命,中华新文明既不是中华古文明的延续,也不只是他国文明的复制,而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吸收古今中外所有优秀人类文明成果,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新文明。

关键词:第三次变革 精神自主 现代社会主义 共同自由 实事求效


引言:第三次变革

 

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一次,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共产党将作出什么样的抉择,这一次,中国共产党的抉择将不仅仅决定中国的未来,而且将极大地影响世界的未来。

“中国”一词表明中国人自认为处于世界的中心,“中华”则表明中国人对自我文化的高度认同:位于正中的文化之华。鸦片战争让我们知道我们既不是“中国”更不是“中华”,因此,自鸦片战争起,中华民族开始了复兴之路。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是一个重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回归自我、回归世界之路,这条道路上有三个里程碑: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为政治独立;其二为中国GDP超过日本,是为经济自强;第三应为精神自主,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所提出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等三个自信是中华民族试图走向精神自主的起点,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第三次伟大变革的起点。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当性:中国梦

 

中国共产党的主流叙事是中国梦,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美好向往,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两次伟大的梦想。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自强的努力,但收效甚微。一九一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废除了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华民国,然而“革命尚未成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标志着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和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了独立自主的国家。二十世纪后期,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华民族的第二次伟大变革,有了今天的中国。

有些人喜欢说如果当年如何如何那么现在就如何如何,我们想问的是:历史可以假设吗?换句话说,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今天就一定比现实的今天更好吗?客观地说,至少更好与更坏的可能性是一半一半吧。更为现实的是,今天执政的是中国共产党,他已经作为政治、社会的中枢力量带领中国走到了二十一世纪,带领一个占全球近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走上了现代化之路。至少从人民生活水平、贫富差异、教育程度、文明程度、社会公共设施等方面都全面超越了她的邻国-另一个文明古国和人口大国印度;至少在社会开放程度、人民的自由权利等方面全面超越很多伊斯兰国家和同样政治制度的国家朝鲜。我们不讳言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需要提高改善的方面,但如何提高和改善?通过推翻中国共产党吗?再来一次革命吗?社会发展需要连续,正道是改良,人为的断裂对于社会的破坏是巨大的,正如顾准所言,不管立意多么美好真诚,革命能够获得的决不会是人们曾经许诺过的地上天国,而只能是大灾难和大倒退。不管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是保守的、革命的或改良的,今天我们必须走改良的道路,我们只能在接受中国已有现实的前提下进行变革。

我们常常不满意于社会现实,这是好事,关键在于通过何种方式让我们生活得更好。革命道路之所以有诱惑性,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常常对于社会和制度有完美的期望,所以我们希望颠覆,但往往颠覆后的结果更糟。任何变革都是有成本的,关键在于是收益大于成本还是成本大于收益,多数人赞同还是少数人赞同,一个简单的推算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继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施社会改良,推动发展是收益大于成本的;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势必要通过颠覆性手段,其成本远远高于收益。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现在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个人和任何党派都不可能完美,也不可能不犯错误,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政党,只有更好的政党。至今为止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取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中国进行了两次伟大变革,也将领导中华民族的第三次伟大变革。

 

第三次变革的内涵:精神自主

 

用一个人来比喻中国的三次变革:政治独立好比是一个人的出生,他获得了生理身份;经济自强好比是一个人可以挣钱养活自己了,他获得了经济身份;再深一个层次他还应该有一个人格身份,而要获得人格身份,其前提是精神自主。精神自主是一种主体意识,要精神自主非有自主精神不可。

何为自主精神?自主精神就是主体精神。主体意识涉及自身、其他主体和非主体的一切,所以主体必须解决自我认知、自身与其他主体的关系及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主体是相对性的,在国家之内,主体就是个人,在国际社会,主体则是民族或国家。所以,自主精神可以是个人自主精神,也可以是民族或国家自主精神。自主精神包涵三方面:自尊自强,合作共赢和实事求效。自尊自强是主体对自身的要求,合作共赢是主体处理与其他主体关系的原则,实事求效则是外部世界服务于主体的原则。

自尊意味着自我认知、自我接受和自我实现。自我认知要求我们首先认识自己的优劣特点、自身在与他人或他国关系中的地位、自己的追求目标;自我接受要求要积极肯定自己,与自己和睦相处;自我实现就是找到适当的方法,积极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就是要积极主动、勇于竞争、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自尊自强是一个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精神自主的基础。

现代社会是一个相互依赖、分工合作的社会,当今世界是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家庭是家族繁衍的基本合作单位,社会是合作的一般形式,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合作体,国际社会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体。市场经济之所以强大在于它是一种最广泛的分工合作共赢机制。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使得每个主体都处于与他人的竞合共生关系中,每个主体都在合作中发挥他的独特优势或比较优势从而达到共赢。

精神自主者相信普世价值但反对普适制度。精神自主者不以与人相同而喜,也不以与人不同而忧,个性或特色并不否定相同性。我们每个人都有人性,就有相同点;同时我们每个人是独立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基因,所以也就有不同点,国家民族亦如此。价值是主体赋予某个客体、事件或者观念以积极意义。普世价值是指那些超越国家、民族、宗教和时代,为所有人或几乎所有人赋予某个客体、事件或者观念的积极意义。最广泛的普世价值可能存在,而且肯定是非常基本的价值,比如对于生命的尊重,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诸如此类关乎人类基本生存和延续发展的取向;当然绝大多数的“价值”都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所以既有普世价值,也有个性价值。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普世价值,而在于普世价值是什么。是美国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还是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我们可以接受别人的价值观,但应该是自愿的接受;我们也可以输出自己的价值,但不强加给他人。为什么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们拼命向全世界兜售普世价值?而看上去他们所说的价值和我们所提倡的并无二致?问题的答案是:他们真正想推销的并不是“普世价值”,而是“普适制度”!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真正要输出的是他们现在的政治制度,他们并不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理想(普世价值)不满意,而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政治制度不满意,他们要输出的是他们现在的制度(所谓普适制度)。发达国家宣扬是这些“先进制度”让其富裕自由起来的,他们要求发展中国家采用那些他们从来也没有在其处于发展阶段时所使用过的“先进制度”,其最终目的,就是不让发展中国家超越他们。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既不需要又负担不起的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严重伤害了发展中国家。问题的根本在于普世价值与普适制度的区别。普世价值意味着人类所共有的一些基本目标是相同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不同主体都要选择相同的道路和制度去实现这些目标呢?回答是否定的。由于不同主体的起点或约束条件不同,其实现普世价值的道路应该是不同的,制度的选择也应该是不同的。美国也没有普适制度:美国各个州的法律制度就差别很大,美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也不相同,为什么美国要将它们正在使用的制度强加到其他国家呢?美国的格兰特总统时期,英国已经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美国则刚刚走上工业化道路,英国要求美国打破关税壁垒,走自由贸易之路。格兰特总统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说,我们现在还不能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但当我们成为发达国家之后就会采取。从这里可以看出,美国并非一直推崇自由贸易,当自由贸易对其有利之时才欣然接受自由贸易制度。美国现在倡导自由贸易,那美国为什么违背纺织品自由贸易规则,极力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呢?美国又为什么不倡导自由移民呢?

中国共产党否定普世价值实际上是精神不自主的表现,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能接受美国所赋予的特定普世价值而否定普世价值本身,我们完全可以指出美国所谓的普世价值实际上是推行他们的制度,我们可以提出新的普世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是这种尝试,这是比美国普世价值更加全面的普世价值。

一个民族没有从精神上自主,即使她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强大,这个民族也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更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精神自主以中国人精神自主始,自主精神既是国家民族之精神,也是人民自主之精神,更是个人自主之精神,而个人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国家民族是在全球化下的国家民族。人立而后凡事举,国亦然,以精神自主为内涵的第三次变革无疑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最关键最本质最艰难的一个阶段。

 

第三次变革的旗帜:现代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农业国家或者不发达的工业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一个怎么从传统农业国家或者不发达的工业国家到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现代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由之路,现代化的实质是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由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知识史无前例的增长使得人类控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能力大大增强。现代化在社会形态上的转变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在经济上的表现是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分工交易的市场经济。现代化瓦解了农业文明的社会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转变为自由平等关系,从农业社会中的依附关系转变到工商社会中的互赖关系,在政治上从专制社会逐步过渡到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现代化应该是全面的现代化,全面现代化包涵三个维度:器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而其中人的现代化又是核心。对某个具体国家而言,这三个方面的现代化进程可能不是同步的,但一个国家要真正现代化,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从周恩来总理所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到邓小平同志所领导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都是单纯的器用现代化。事实证明只有器用现代化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瘸腿的,没有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作为保障和动力,单纯的器用现代化甚至是反动的。

从十月革命以来,近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国令世界瞩目,中国不仅走过了传统社会主义阶段,摸索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成为了在世界范围内与资本主义国家分庭抗礼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十八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已经开启了现代社会主义新时代,现代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的自主选择,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句话是一个有机整体,前一句话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后一句决定了社会主义的全面现代化内涵。“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应的是制度现代化,“国际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应的是人的现代化。因为原初的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实质上只是器用现代化,所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包涵了器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全面现代化。现代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第三次变革的旗帜,势必对全球政治力量的对比产生深远影响。

现代社会主义不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特定时期的一种策略性提法,对于反击教条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有强大的辩护力。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目标指向的概念,因为任何国家所走的路都是有其特色的,不同或者特色是结果,不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以特色作为追求目标是为了特色而特色,是本末倒置,本质上是不自信的表现,因为任何真正有个性的人、有特色的制度、有独创性的理论都不会特别宣示特色,而是宣示其普遍性。特色,无论你宣示与否,它就在那里。

现代社会主义不同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一直使用“社会主义现代化”(socialist modernization)来表述“现代社会主义”(modern socialism),这是本末倒置。“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是“现代化”,“社会主义”是现代化的修饰语。“现代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现代”只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现代”既为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同时也有很大的包容性,不仅仅包含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还包含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等现代价值。现代社会主义旗帜将指引中国共产党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在世界政治运动中,现代社会主义将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现代社会主义”的提出相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从特色到普遍的进步,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和制度是难以输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选择,而现代社会主义则可以成为很多国家的主体选择,我们必须一方面对现代社会主义的价值和制度进行中国特色方面的发掘,另一方面更要进行普遍性的提炼。与现代资本主义相比,现代社会主义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优势,这个优势不是指发展水平,而是指相同起点和资源禀赋的国家选择现代社会主义制度会更加稳定、发展更快和权利分配更加平等。

 

第三次变革的目标:共同自由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取得了举世闻名的经济成就,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然而中国人的幸福感却降低了,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第二阶段的改革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也不过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全国人民走金钱这一独木桥,必然会怨声载道。现代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是共同自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价值目标的超越。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哲学是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各级政府都围绕GDP这个老鼠转,全国人民都围绕Money这个老鼠跑。经济社会主义仅仅以经济发展和分配为目标,邓小平所总结的社会主义本质只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没有共同富裕的提出就没有今天中国的经济自强,然而,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导致整个社会泛经济化:将经济领域的成功经验教条式地应用于一切领域,所有领域围绕GDP转,所有人以赚钱为目标。我们将多元的社会和多维的人变成了“一元的社会”和“单向度的人”。社会主义确实需要经济建设,而且可以说以后任何时期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最重要维度之一,然而,社会主义本质绝不意味着仅仅经济建设,也不意味着仅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本质应该是“共同自由”,“共同富裕”只是“共同自由”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已。健康的社会应该是“多元的社会”,健康的人应该是“多向度的人”。私人企业追求合法利润最大化无可厚非,然而大学和政府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大学应该追求理论创新,政府应该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教会则应该以安顿普罗大众的心灵为宗旨,等等。尽管生理需要是最基本需要,但人之所以是人在于,人有更高层次的需要,亲情需要、审美需要、尊重需要、认知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等等。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理性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多元的社会追求和多维的人生追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是全面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法治的治国理政道路,其鲜明旗帜是现代社会主义,共同自由是现代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法治的价值。在新时代,尽管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重点,然而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将全面启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五位一体”改革也将全面展开。新时代的改革哲学应该是实效主义新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农村实用猫);不管外国猫中国猫,好看听话就是好猫(城市宠物猫)。也就是说,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规律,我们应该采取各就各位、各得其所的制度体系,而目标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共同自由的终极价值一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称的,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以将此理解为社会主义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更多只是理论上的设想,而现代社会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其共同自由价值是可以通过具体制度来实现的:每个人的基本自由权利不容许其他任何主体的侵犯,同时每个人的基本自由能力应该得到共同体成员的保障。

 

第三次变革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效

 

实事求效是主体在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所适用的原则,主体与外部世界有体用之别,主体的需要和追求是目标,外部世界是手段。手段的价值在于能否有效实现主体的目标,手段犹如我们穿的衣服,以是否合体为标准(“鞋子合脚”只是自己知道,“衣服合体”要求既自信且他信)。实事求效包含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和有的放矢三方面的内容。首先说以人为本:人是主体最基本的单位,所有手段都必须以人的需要和追求为目标,民族或国家亦然。过去成功的经验不一定会成为现在和未来赖以成功的基础,更可能会成为发展中的思维制约;他国成功的经验也不一定适用于我国,强制适用可能会出现南橘北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兴中国古代文化,而是全体中国人民面对当今世界,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吸收一切国家的文明和制度后的国强民盛。再说说实事求是,主体实现目标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研究。实事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崇尚科学、遵循规律,就是马克思所说“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中的解释世界。但我们解释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获得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不断改良的世界),就必须“有的放矢”, 必须将实事求是所得到的规律用来改良世界。实事求是精神是认识世界的精神,实事求效精神是改造世界的精神。从实事求是到实事求效是一个逐步将理论落地的过程,是一个不仅求真而且务实的过程。

对“实事求效”与“实事求是”的区分实际上是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区分,是对科学精神和工程精神的区分,自然科学与技术、社会科学与作为控制社会的制度的区分,前者遵循求是理性、求真理性,后者遵循求效理性,科学求是、求真,技术和制度求效。学者所做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工作,实际工作者所做的更多是实事求效的工作。我们只有在区分的基础上才能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在求真的科学研究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在对社会充分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实事求效。

实事求效的思想路线并不否定实践标准,因为实践是达到实效的必经之路,但是实事求效内容更加丰富。实事求效包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和实践标准。实事求效要求首先要确立改革目标,因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目标,我们应该“与时俱进”。然后通过实事求是找到实现目标的方法,评估方法与目标之间的预期效果。方法也是“与时俱进”的,在寻找实现目标的方法时,我们不能有任何禁忌,只要是能够最好实现现代社会主义根本目标的方法我们都可以采取,这就要求我们要“解放思想”。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求真务实。最后,通过实践检验看看实际效果是否与预期效果是否一致,实效是最终的标准。所以,实效标准概括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实事求是和实践标准的丰富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结语:中华新文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中华民族的近代史用了三句诗:中华民族的昨天“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长风破浪会有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三个阶段是精神自主,中国学者作为精神自主的主体,在中华民族第三次伟大复兴之际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中华民族不同于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曾经辉煌过,中华民族也曾经屈辱过。中国学者也不同于美国学者,中国学者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包袱。中华民族如何精神自主?是回到鸦片战争前的孔孟之道还是继续拥抱西方文明?在经济自强的背景下,一类中国学者开始“自信”起来了,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七十多年里又实在找不到什么自己的东西,只有翻箱倒柜翻出孔子、老子、孟子、庄子等古董,以“自信”的姿态到处兜售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他们忘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独立和经济自强正是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和通过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现的。另一类中国学者仍然诚惶诚恐,唯西方文明马首是瞻,三纲五常被换成了西方国家的普适制度,其实质与在故纸堆里找自信的学者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将古教条换成了洋教条,从信仰孔孟之道统变成了信仰美国之道。这些学者要么在“子曰诗云”的故纸堆中找饭吃,要么在“马曰美云”注释中混饭吃,他们忘记了孔子的学问是孔子时代的反映,他们也忘记了美国特殊的国情造就特殊的美国文化和制度。这两类学者都忘记了中华民族的现实主体性,古教条的主体是爷爷,洋教条的主体是西方,而精神自主的主体必须是自身。精神自主的中国人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宣称“我爷爷曾经风光过”也许比“你爸爸比我爸爸强”可以为自己增添自信,然而真正的自信是“我比你强”!我们必须认识到:爷爷风光过,孙子不一定就风光;爸爸一塌糊涂,儿子也不一定就没有出息。真正的自信不是对老祖宗的自信、对过去的自信、对他人的自信,而是对自身的自信、对未来的自信!中华新文明既不是中华古文明的延续,也不只是他国文明的复制,而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吸收古今中外所有优秀人类文明成果,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新文明。人类对宇宙的认知和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为自然科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现代中国一百七十年的历史为社会科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相对稳定的环境和丰富的资源为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了优越的研究条件,可以说中国学者是生逢其时。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学者对于中国现实问题漠不关心,对于伟大的中国实践置若罔闻。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我们的实践,中国学者仍然在吃着他人的残羹剩饭,是他人思想的应声虫,是中外经学的牺牲品。

构建中华新文明,我们需要耐心,因为我们要超越西方文明必须首先学好西方文明的精髓。我们学习西方不是为了改变自身的主体地位,不是要成为西方人。我们学习西方不是要为西方粉刷装修房子,而是要建自己的房子。我们学习西方不是要学习西方的具体结论,不是掉西方的书袋,不是为了在中国人面前显摆,而是要学解决问题的方法,学习建房子的技术。我们必须从建毛坯房开始,慢慢建构理论大厦,这远比仅仅欣赏西方文明宫殿或为其粉刷更有意义。中国学者自己建造的毛坯房再不美观也是我们自己理论大厦的肇始,西方宫殿再富丽堂皇也是人家的建筑。很多中国学者之所以将孔子、老子搬出来也许正是因为太急于有自己的宫殿,但那是需要被拆迁改造的老房子。只有踏踏实实的开始建造毛坯房,憧憬着未来的大厦和王国,才能真正走上理论自信之路。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于我们是否精神上自主,我们能否在精神上自主则依赖于我们所创造的中华新文明是否是强大的文明,我们是否有强大的文明,依赖于我们对自然、社会和人的认知是否走在世界的前列,依赖于我们能否创造出高精尖的专利技术和找到合适的制度。我们必须全面现代化,不仅仅要在技术上和制度上现代化,更重要的是要在思想观念上现代化,完成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完成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现代社会主义”的转变。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于每一位中国人的作为。梦在前方,路在脚下,我们期待着“直挂云帆济沧海”尽早到来。

参考文献略。柯华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理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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