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中评论坛:占中与香港政治情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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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香港1210日电/中国评论通讯社、中国评论月刊不久前在中评社香港会议室举办座谈会,邀请香港专业人士协会主席、香港《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海外小组召集人陈建强,中国交银保险有限公司首任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关浣非博士,前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高级研究主任凌友诗,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田飞龙,中港青年文化联合会主席李炏烜,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庄金锋与会。座谈会由中国评论通讯社副社长王平主持。与会围绕部分激进人士及学生长期占领香港重要区域对政治、经济、法治、民生诸多方面的影响,各自给出了独到的研判。《中国评论》月刊12月号以《“占中”与香港政治情势分析》为题,详细刊登了与会者的发言,文章内容如下:


 

王平:开场白

“占领中环”行动发生已经超过一个月,长期占领交通要道对香港的经济、民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法治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特别是香港高院颁布禁制令之后他们依然故我,令向来以法治社会自诩的香港社会受到震撼。

现在虽然香港民怨四起,对“占领中环”的组织者和参与者都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但是他们似乎并不愿意直接收手。很明显,在经过如此强力的动员之后发动的这场政治行动,如果组织者没有获得任何政治利益就黯然收场,不仅直接损害前台行动者的威望,更长远削弱幕后支持者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如果此次行动黯然收场,不仅严重打击组织者的影响力,更让参与者对组织者失去信心,策划此类行动的政治力量在未来重新组织此类活动的难度将大大上升。因此,这个运动到底会以怎样的形式结束,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很多读者非常关注的问题。很高兴今天邀请到诸位专家学者共同来探讨这个话题,请大家根据自己的观察与理解,给出自己的观点。

陈建强:“占中”运动已经完全失败

从运动本身来看,“占领中环”运动已经完全失败,运动最初宣扬“爱与和平”,现在却充满“恨和暴力”。运动领头人也转换多次,从过去一年多的“占中”三子,临场变成学联和学民思潮,再到激进派,和极少数群众自主,但却不知道控制权在谁手里。“占中”二子戴耀廷和陈健民近日“跳船”,返校复教,扔下一个烂摊子给学生。

另外,运动目标不停转变,不断搬龙门。运动最初宣扬“占领中环”,但后来“占领中环”变“占领金钟”,可以向政府施加压力的中环大小公司没有受到明显影响,特区政府也继续维持运作,相反,旺角和铜锣湾小商贩却直接受害,直接引发民怨。从策略上看,从最早重占公民广场,到提早宣布启动“占中”,到占领行动遍地开花,再到现在想撤又不敢撤,以致倡议闯京对话、辞职公投,甚至解散立法会,都是临时起意,全程无谘询、无计划、无策略,更没有退场机制,如同盲头苍蝇般盲冲直撞,这根本不是一次成功的运动。个人判断,运动的未来前景只有两种,就是混乱和失控,而出路惟有等待清场,和等待入罪坐牢。

由于大公司不受影响,政府可以继续运作,“占中”对香港整体大局没有构成影响,反而是泛民和“占中”运动里应外合,在议会展开的不合作运动,导致立法会不能正常运作,进而可能对特区管治造成实质冲击,同时,行政立法关系彻底破裂,大家最后都要付出管治代价。

占领运动对香港造成的最根本性破坏在于法治

我认为,占领运动对香港造成的最根本性破坏在于法治。当前情况下,面对市民公然违法,警方暂时只能忍让,学联负责人和占领者被逮捕后也可以“踢保(公然拒绝保释)”,逼迫警方即场无条件释放,无法执法,社会接近无政府状态边缘。同时,高等法院发出禁制令却一再失效,两个律师会已一再发出警告,但“占中”人士就是不理会,拒绝遵照和执行,有占领人士更声称,非常时候不讲法治。司法失守,法治也成为笑话。经此一役,香港已开始从一个法治社会沦落为暴民社会。

但是,没有法治何谈管治,何谈民主?占领运动多持续一天,社会伤害也会加深一层。因此,我对香港前景感到悲观,不断的内耗一定会将香港由盛转衰,但香港有很好的根基,为什么要自己伤害自己?如果把香港比作一艘大邮轮的话,当邮轮前方遇到冰山,需要避开时,船上的乘客却抢着决定怎么挑选船长,或者个个都想当船长,结果即使能避开冰山,但船将越走越慢,甚至迷失方向;然而香港这艘邮轮旁边却还有很多船,并且逐步赶超,香港人却置之不理。

9月27日,我在现场看到示威者抢夺铁马,与警方推撞,感到心痛,心想香港怎么会变成这样,那一幕对我的影响很大。更让人震惊的是,我与监警会同事某一晚到金钟占领区,发现现场几乎都是年轻人,香港如同变成另一个城市,现场更如同中学生游乐园,个个示威者虽然都在犯法,却流露出莫名其妙的悠闲和满足,好像中了邪教一样。

我曾问某政府官员,特区主权回归之后,人心回归还要多久,对方说要等一代人。在金钟的那晚我就想,那一代人就在那里,香港失去了一个世代的年轻人。我相信,占领现场有部分人真心为香港好,是为了追求民主,但希望他们年纪大了回望今天,不会觉得后悔,因为他们的行动,一个大家都可以参与的普选可能已被彻底破坏,也让中国民主进程后退10年或以上。千古罪人,我不想以此形容他们,但却想不到还有其它更合适的形容词。

关浣非:香港失去了最重要的压舱石

这次“占中”,可谓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其实在回归前,中英双方围绕香港管治权,已经展开争夺,英方提出主权换治权,但被中方严正拒绝。回归后,围绕香港管治权,各种力量继续进行政治角力,有时候隐秘,有时候公开,并在不同节点出现或小或大的爆发。因此,围绕香港管治权的争斗,从来没有停息,未来也将继续。

我认为,“占中”的出现一点都不突然,只是活动起点比预期提早了几天,而结局很可能是武力清场。占领者现在骑虎难下,主动撤离等同宣告认输,“占中”二子陈健民和戴耀廷返校复教,其实就等同于输了。不过,还在占据路面的人士不会轻易离场,最后一定会清场。

此外,“占中”可谓进退失据、冲击根基。整个活动进也好,退也好,都显得荒唐。“占中”本该发生在中环,最后却变成小野猫战术,各处占领。如今退也失据,“占中”三子退了,却把年轻学生扔在道路和广场上。

失去了最重要的压舱石一有风浪香港这艘轮船就会出事

最不能让人接受的是,示威者宁可违法,也要宣示政治主张,这是丢民心、失法理的做法。非法集会冲击社会法律底线,从任何角度都说不过去。

如果将香港社会比喻为一艘轮船,轮船最重要的部分在于压舱石,即便船空了,有压舱石也足以保证平衡,而法治就是香港这艘大船的压舱石,但“占中”恰恰却在对其施加破坏。与之相比,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只是轮船上的两个风帆。失去了最重要的压舱石,一有风浪,香港这艘轮船就会出事。

高等法院日前颁发禁制令,示威者置之不理,不予遵守,造成危险先例。而后高院续审禁制令期限及授权拘捕违抗禁令者,却一直拖延,现在更是搁置,警方也无法执法。

如果司法出现偏差,香港社会必乱无疑。这次对司法是一个重大挑战。失去法治,如果香港以后有人一不高兴就去霸占道路,怎么可以接受?

香港前景堪忧

通过违法的占领运动,跟中央政府讲任何条件都不会成功,也不会成立。所谓善进则智,善退则益智,占领人士应当停止占领行动,尽快退场。

第三,占领运动过后,香港前景堪忧,只能自求多福。即使没有这次事件,香港已经在走下坡路,在全球经济地位下降,核心支柱产业在退化和老化,如果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最终不守,社会不断动荡,失去坚实法治基础和稳定社会秩序,金融中心支柱也会失去。

从当前形势看,示威者已经输了民心,除了激进人士,很多人士开始打退堂鼓。

凌友诗:“占中”令体制毁败道德败坏

“占中”为社会带来两大伤害,其一,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定义的“体制”都面临毁败的局面,立法会未能正常运作,区议会也围绕“占中”闹得不可开交,此时,法院应该站在公众利益的立场来处理这件事。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时候,参众两院快速通过了法律,把占领行动列为重罪。但香港的立法会和法院都没配合叫停“占中”,日后的运作亦不乐观。就广义的体制而言,教育界支持“占中”的老师非常多,而且在不断地向学生灌输类似的观念,律师公会也投票推翻政治立场不一致的会长。

所以说,香港回归之后,狭义上和广义上的体制问题都暴露了,且在“占中”一事上暴露出体制的毁败。

其二,“占中”让社会道德败坏。“占中”者的手法以及语言都非常粗暴,这非常像夺权时期的民进党,到了李登辉后期以及陈水扁时代,民进党及其支持者所用的语言和手法也非常粗暴,道德非常低落,这对整个社会非常不好。虽然香港社会并不如大陆与台湾一样讲“人生理想”,但香港有工商界所特有的“工具理性”,大家守法以及互相尊重,而现在都没有了。

美国不大可能对“占中”收手

至于未来情况如何解决,我认为难以用香港现有的法律制度来解决,因为除了有清场的技术问题之外,还须考虑如何防止他们去而复返。此外,“占中”者是否能得到羁押以及判刑等相应的惩罚,结果也难让人感到乐观。更让人担心的是,即使场地清理了,毁败的体制、沦丧的道德如何恢复呢?香港年轻人的国家认同如何建立呢?因此,未来实不是怎样清场的问题,而是如何正本清源,让“一国两制”可以健康走下去。

美国不大可能对“占中”收手。中国正在崛起,美国还没有办法控制中国领导人,或伤害中国经济,又或者对中国发动战争,而香港就是他们看中的、可以与中国较量的地方。美国过去看中的是台湾,但是如今香港问题比台湾严重,比台湾更好利用。虽然很多人会认为,美国在香港也有经济利益而不愿见香港陷入乱局,但当其经济利益与核心利益相抵触时,美国则会更注重后者。

中国没有太多的东西与美国交换,无论是日本“入常”,还是出兵伊斯兰国又或者人民币汇率问题,均触及中国国家核心利益,而且如关先生所言,若美国不断制造“占中”事件以要价,中国还有多少非国家核心利益可以和美国交换?

处理“占中”应注重多点考虑

未来是否可以正本清源,香港的长远问题是否可以解决,目前要看北京如何研判这件事,以及愿意采取的做法。我个人认为,北京面临着几个需要思考的事情,其一,北京将此次运动定性为颜色革命,这触及国家安全与政权安全,政权安全未必是中央政权而是香港政权,性质十分严重,并非香港自治范围的事务,中央是否因此而将介入“占中”问题的解决?

其二,如何正确地理解“一国两制”。过去大家理解的是,香港有其自治范围的事务,中央不该干预,即使中央要处理香港事务,也应该用柔和手段。但这未必是正确的。比如,香港有独立的司法审判权,但是是否意味着中央无法对香港的事务进行审判?重点在于《基本法》是授权,而不是分权,虽然在其他地方授权多是用行政方式,像《基本法》这样以立法形式授权,比较严谨而缜密,然而仍代表授权者有完整的权力,可以收回、进一步授给和同时重迭行使权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白皮书》中有一句话很厉害,就是“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这意味着香港的自治权不具有排他性和完整性。

其三,大国崛起,是否能完全避免使用强制力呢?我们是希望和平崛起,然而当周边国家不断在东海、南海制造问题,美国不断挑拨台湾、香港,如果不行使武力或强制力,民族可以复兴吗?

其四,处理“占中”有三种结果,即没办法处理而搁置,或者仅止于清场,又或者清场完之后,能给香港一个长远健康的发展以及保障国家安全。没法处理任由长拖或仅止于清场,皆属处理不善。若中央处理不善,就会让美国看出中国没有能力处理外国的软实力进攻,就是无法管理教育、观念、选举、传媒、互联网、知识分子以及非政府组织等方面的渗透,那么美国就会用这些方式来改变中国,侵略中国。

田飞龙:“占中”是国家治理和香港自治的改良契机

第一,本次运动是回归以来酝酿的各种矛盾的集中爆发点。1984年英国在香港启动的代议制民主改革为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挖下陷阱,培植了坚强的“不忠诚反对派”,完全扰乱了《基本法》之下的“直通车方案”和循序渐进安排。现在香港的民主文化已经偏离了英美的经验主义和多元制衡的传统,没有向改良主义路线进发,而越来越带有法国激进主义民主倾向。英国对香港的民主启蒙与制度设计不完全从本国经验出发,而是从是否有利于最大化制衡中央管治权的基点出发,折射出所谓的外国势力支持并不仅仅是金钱支持,更是软实力的竞争,是话语争夺,是人心博弈,是现代政治技战法的攻防,是对中国大国管治能力的特别挑战与检验。

这也是巨大机遇,是治理现代化的上好演练场,是政治认同建构和国家能力整合的契机。“占中”博弈的实质是话语权的竞争和理论的对抗,是中国与西方在现代性上的战争。由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是被刺激的一方,所以虽然中国的GDP增长迅速,国力增强,但没有相应的文明和制度理论去安顿内部的秩序和诉求,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总体认同。香港虽然回归了,但文明和秩序的融合没有完成。“占中”是这一总体未完成进程在局部的一个缩影。

即使中央经受住这次冲击,也不意味着中国在与西方的软实力较量中,有了结构性的转变和改善。中央需要对既有个案进行研究,同时智库也要对世界的政治和制度进行战略性的研究和沉淀。近年来,中国学派强调中国现代化经验与中国传统文明的融合,希望将中国的发展理论化,总结出中国总体发展的综合模式。这是很好的诺贝尔经济学获奖题目。我认为,应当以中国人的“中国经验”研究成果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一个关键的历史时间节点,作为中西软实力战争较量的转折点。如此,则“占中”无疑是中国走向政治成熟和治理现代化的一次机遇。

把民主和法治对立起来直接引起了社会反弹

第二,“占中”的冲突是核心价值的冲突。长期以来,香港各方面的成就都是以法治为根基。“占中”派的失误在于不得不以违法要求真普选,违法不可避免。占中派的理论核心是公民抗命,遵循“违法有责”的理念:第一,必须要违法,静坐游行等合法手段已经没有足够的威慑效力,强度不足;第二,必须要承担责任,表示行动者有美德,愿意为大多数人做出牺牲。“违法”、“有责”是逻辑链的两端。这种操作把民主和法治对立起来,直接引起了社会反弹,包括工商界、主流民意、传统建制派以及大律师公会大有结成反“占中”宽泛联盟之势头。尤其是大律师公会10月28日的反“占中”声明代表了这一重要转向。“占中”早期具有一定的理论合理性与正当性,但抵触法治以及与民意对抗,这一结果本身使得其合法性不断丧失。

“占中”以来,大律师公会在9月28日、10月8日和10月28日,发表了3份声明,与之前的立场形成较大反转,不再宽泛地同情与理解“占中”。大律师公会的声明让香港社会在法治的根基上重新团结起来形成共识,成为反“占中”可靠的力量。声明也让广场留守派的价值和政治正当性降到最低。核心价值优势转移到反“占中”一边,有利于政府最终决断解决本次冲突。

激烈对抗坐实了香港社会的二元化分别

第三,“占中”与反“占中”的激烈对抗坐实了香港社会的二元化分别。随着“占中”的激烈违法和对抗,反“占中”者亦进行了高级模仿和对等升级。在反“占中”大联盟的系列行动之前,既往的建制派很少采取这样的持续性和团体化行动。“占中”刺激爱国爱港阵营在政治社会运动上成熟起来,也是好事。反占中行动的民主技战法、民意支持度虽然与“占中”不相上下,大有斩获,但实际造成了香港政治族群的分裂,拓宽并加深了建制与泛民的分裂。陷在分裂的区间里,张力拉大,就不免有中间人士变节或骑墙,比如田北俊等。而二元化社会是任何现代社会的管治死结,使民主社会难以形成所必须的共识。看看台湾的二元族群政治下的民主现状,香港民主的未来不是很乐观。

二元社会还带来了管治结构上的失衡。行政上,特首施政困难。立法上,拉布流会严重。司法上,香港传承了英国的普通法保守主义传统,法院自认是普通法世界的一部分,不将《宪法》和《基本法》视为共同基础,这使得中央用法治手段进行结构性整合丧失了制度和精神依据。回归以来的多次宪制危机以及特首施政的结构性困局与此有关。在立法和司法的夹击下,后“占中”时代的特区政府,虽然可能占有多数民意,但限于二元社会现实以及《基本法》下的管治结构,依然会是“进退失据、管治失效”。

这不是特区政府自身的问题,而是结构性的困境。解套也不是自身能力所能为,只能依靠中央政府对《基本法》的反思和重构,包括对香港社会的重新认知。中央除了对特定的问题进行否决,对细节要有选择性的调控,也要藉助“占中”运动扩展在港群众基础,凝聚深层共识,更好地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政府方面要注意捕捉有利信号相互成全

第四,运动应该如何转型。“占中”者有两点没有预料到。第一,没有想到国际干预没有实际效力。第二,没有想到中央坚定不退。“占中”者虽然在广场上坚持了一个多月,但没有任何实质性成果,无法自行离开。任何一场运动,都需要有成果预期和相应的政治成就感。没有就意味着屈辱,这让“占中”者万难接受。不过,运动各方大体都意识到运动已届尾声,如何退场是关键,“占中”一方亦在寻求各种路径和方案,政府方面要注意捕捉有利信号,在合法基础上适时回应,相互成全。

作为内地旅港青年学者,我真诚建议香港的反对派需要有策略理性,能够“超越广场看广场”,超越2017看未来。建议他们接轨特区政府10月21日晚上提出的四点倡议——在我看来这是特区政府在自身职权范围内的最大作为了——放弃超越《基本法》对抗中央决定的要求,从《决定》出发,远程规划自身的民主路线图。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一方面逼着特区政府做出民情报告,写明2017年后改善普选的承诺,对小的界别进行调整,强化提名过程的公开性和竞争性,使最终的候选人尽可能中间化,而不是简单否决人大的政改决定,一拍两散。泛民应让政改方案在立法会通过。这当然不是一致拥护,而是让少数人支持,多数人反对。这才是有礼有节,不丢面子,也不丢里子。这种让步预期也会在2016、2020年的立法会选举以及2017年的特首选举中得到补偿,取得更大的政治成果。在中央结构性干预没到位之前,在《基本法》的前提下,泛民应该循上述策略理性将自己的政治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争一时之短长,误己误人。如果拉倒拉布,原地踏步,泛民会和香港社会一起沉沦,30年后,香港不知何在,不知何往。

李炏烜:爱国爱港媒体很无力 青少年教育工作亟待检讨

讲“占中”,我们应该往前推到回归前。英国人在离开前,就在使香港人“恐共”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地渗透给香港人,让香港人都惧怕共产党,认为中国在回归后就会这样对待香港人,让香港人的民心跟中国相悖,为人心回归制造障碍。

这样的灌输性思维从教育开始,但我觉得最可悲的是哪怕回归前到回归后,一直都是用政府的钱去做一些针对中国的灌输性负面教育,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大部分公民教育的项目,我们很容易看到比如公民党在做,包括公民教育的教材,都是倾向于反对派的理论。我们做过统计,其中约七成是反对派理论,这样造成对中国的负面最大化的通识教育,情况是完全失衡的,但是,这种情况本不应该在香港回归后出现。

“爱国爱港”媒体都是很无力的

回归前媒体一直掌控在外国人手上,包括覆盖富裕阶层和基层的媒体。回归后,绝大多数媒体也都是亲外国势力,如有线电视、NowTV等,例如他们在报道最近的“占领中环”,就只报道示威者举起双手装和平,但绝不报道他们高举双手踢警察的暴力行为,这都可以看出香港大多数媒体都掌控在外国势力手中。

而“爱国爱港”媒体都是很无力的,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亚洲电视等,覆盖面少之又少。东方日报则好些。很多香港人因为受媒体片面的负面报道所影响,正所谓无知而产生恐惧,所以觉得政府、“爱国爱港”人士都是负面的,在这方面香港媒体可谓“功不可没”。

司法机构还是牢牢掌控在别人手上是非常可怕的

在司法方面,我也觉得是不公平的。就如黄之锋的人身保护令,便是很不合理的例子。我个人判断是,最近法官对临时禁制令的延期是有保留,甚至是想撤销的,所以展现出的态度就是拖延,为违法占领争取时间。他们不敢取消,是因为现在民意有所转向,这不禁使我深深感受到,司法机构还是牢牢掌控在别人手上,这是非常可怕的。

立法现在更是处于空转,部分立法会的议员为反对而反对,他们罔顾大多数香港市民的利益,一心使香港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处于对立面。我自己在内地读书的时候,亲自感受到国家迅速发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内地没有香港这么多的争论。我们在香港建一段高铁需要十几二十年,但内地的高铁在这十几二十年都差不多建好了,所以说香港现在是落后于其竞争对手的,不用说新加坡和上海,就连深圳都超过了香港,作为香港人更需要担心的是怎样发展香港,而不是沉沦在无休止的内耗中。

青少年教育工作亟待检讨

青年工作方面,回归后也做得不好。我们虽然投入了大量资源,让学生去内地参与交流团,但往往这些交流团的效力仅有几天时间,有很多这些交流团的组织者都只是站在上层领导的角度去筹备,譬如会让学生站一个小时去拍一张大合影,这样是不能在青年人当中留下好的印象。

我们“爱国爱港”阵营的青年工作主要依靠香港青年协会及青年事务委员会,但泛民那边的青年工作是以一种中心开花的方式在进行,比我们做得更好,他们的概念是要和青年共同争取,这一点很受青年人欢迎。反观“爱国爱港”阵营则是以一种灌输式手法去做青年工作,这样根本没有抓住重点,所以大多都是失败的。在网络平台方面也做到很差,要么以极端的,要么以无论述基础的手法去做,这样不仅不会吸引青年人去看,而且只会越做越黑。因为很多青年人已经受到反动媒体的洗脑,接收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使他们越发不能认同“爱国爱港”这方面的信息。

所以我建议我们“爱国爱港”阵营也应该学习一下中心开花的方式,以覆盖面广、不“离地”的方式去做好青年工作,以争取更多青年人的支持。

管制权方面,中央在特区回归至今的17年里,从该管的没有管,到现在想管管不了。如国民教育风波中,我一直认为是不应该退让的。哪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国民教育,是不可能的事情。问题是我们现在国民教育方面全面溃败,导致了回归后青年人不认识国家,从而产生背离国家的最可怕情况出现。回归后取消了必修中国历史科目,便是错误的开始,香港有很多青年人根本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国民归属感更是无从谈起。

所以我认为国民教育和青年工作方面应该慎重的思考和检讨,以重拾失去的时间和人心。

“占中”完结后须有多元发展

我个人完全认同中央把“占中”定性为颜色革命,但“占中”必然会失败,因为它没有内因,香港并不像他们所说的民不聊生。但问题是,我很担心这点在将来会发生,因为“占中”这些人哪怕清场完后还是会回来的。现在“占中”已经在不断摧毁香港基石,如果在10年后真的民不聊生,再来一次占领,那我们就只能全面失败了。

所以中央应该在清场后,好好思考如何促使特区政府专注令香港有更多元的发展,不要再像以前那样空喊口号。香港的年轻人是“不患寡而患不均”,须知道贫富差距是什么时候都有,以前的香港人是看得到前景,所以才不断地努力,慢慢形成了香港的“狮子山精神”,但现在的年轻人看不到前景,香港严格说就只有“服务”两个字,运输、物流、金融等都只是服务,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词语来形容香港现在的产业,我们必须认清服务是非常受外因影响的,香港的发展在这样的单一化之下,慢慢的只会是“江河日下”,香港的年轻人看不到未来是非常正常的,他们渐渐的认同了泛民灌输给他们的观念,导致他们反对国家,反对特区政府。

关浣非:香港要自求多福

从经济学上看,如果外部需求减少,内部需求也会减少,进而导致产业退化。“占中”令很多内地人士不再前来香港,富裕人士转往其它国家或地区进行财务投资和管理,对香港高端金融服务业造成影响,相比之下,自由行旅客其实只能在中低端服务业有需求。现在经济尚好,如果未来经济衰退,民不聊生,反对派可以做手脚的空间更大。

占领人士企图让局势升级,制造暴乱,制造国际事件。这场运动的背后是中国与西方大国战略利益的博弈,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博弈,西方普通法体系和内地大陆法系的博弈。放在“一国两制”内,现在的冲突等同于两制的冲突,而冲突的程度大小,将成为香港至关根本的主要问题。如果这种冲突不能有效解决,香港将后患无穷,甚至更乱。

在“一国两制”方面,“一国”的发展前景看好,新一届中央领导层抓问题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国基健固,长期以往,将令中国进入黄金发展时代。相比之下,香港围绕社会运行制度的争拗仍将延续,司法执行出现偏差,如果情况恶化,受害的只会是香港和港人。现在的关键是看司法、经济和行政等方面能否维持好健康的秩序,这是深层次的重要问题。如果司法不彰,将让社会愈加畸形。而如果要问香港是否真正具备高度自治的能力,我看也未必。

香港要自求多福,中央已经给予充分优惠政策。香港几个中心地位一直在退化甚至消失,香港正被边缘化。同时,香港人的心态也在变化,从前的优越感不再,信心下降,心情失落,心态失衡,“占中”运动更是致使两地民意对撞,令社会乱象丑态尽显。

长远看,在立法、司法及施政等方面真正提高香港的自治能力是关键;要通过系统的细雨润物方式开展解决殖民教化的问题,逐渐实现大部分人心回归;香港起码应开展香港历史教育、社会发展教育及法律教育。

庄金锋:《基本法》宣传亟待加强

第一,“占中”和反“占中”是围绕争夺香港管治权的斗争。在9、10月,政府是守势。到10月20日左右,形势有所好转,政府和反“占中”力量,从被动变成主动。虽然这种转变不能说是很明显的,更不能说是根本的,但毕竟在变,可能还会向更好的方向变。这包括几个方面。

法律层面,香港最高法院颁布了禁制令,禁止反动势力占领香港部分地区。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反对违法行为破坏香港法治,提出香港不能打破法治这个蛋。这与过去经常和北京唱反调的立场截然相反。最高法院和大律师公会在香港都非常有影响力,在“占中”和反“占中”势均力敌的情况下,两者的表态对政府非常有利。

民心层面,“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的第二次签名预计总数突破150万,说明“还路于民,恢复秩序,维护法治”的诉求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这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说,民意大如天。这迫使反对派不得不处理这种民意。

政治层面,“占中”是否是颜色革命在社会上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定义成“颜色革命”助长反对派的志气。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说,“占中”背后是外国势力的证据会在适当的时候拿出来。这是梁在表态,向反对派敲警钟。从最近几天报刊披露出的资料看,梁的这一表态是慎重的。我们估计,APEC期间习近平和奥巴马可能会谈这个问题。事态是否会因此有明显的转折,还需要观望。

第二,依目前的形势看,香港的前景并不乐观。另一方面,“危”和“机”可以相互转变。如果中央和特区政府能正视现实并总结经验教训,采取切实措施,有变危为机的可能,也就是说,把坏事变成好事。

最近几年,政府在一些方面有失误。比如公民教育应该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但政府没有坚持住。“占中”以学生为主体,而竟然没有大学校长敢公开表态说“占中”违法。这说明香港选大学校长的时候比较倾向于学术水平。以后,政治质素也应该进入考虑的范畴。

特区政府也表示要很好宣传《基本法》,但实际上没有真正将《基本法》普及到位。澳门对《基本法》的研究和宣传比较到位。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普及方式多样,尤其是采取不同形式的培训班,出版读物既有研究性的,也有通俗易懂,效果良好。香港研究《基本法》的人和资源多于澳门,但力量分散,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中长期和短期的计划。这些方面需要加强。如果能做好,香港贯彻一国两制会更加有效,以后东方明珠还会继续绽放光明。

陈建强:《基本法》宣传不能偏“两制”而轻“一国”

特区政府推广《基本法》上做得不够,甚至可以说失败。一般香港人对香港《基本法》并不瞭解。以我们所做的《基本法》宣传网站为例,根据统计,访客每次到访网站,主要停留在首页,却没有多少人认真翻阅条文,平均停留时间也不足两分钟。从访客来源来看,主要是香港、美国、英国及澳大利亚等地。

推广《基本法》并不容易,过去17年里,特区政府出于对民众“恐共”心理的考虑,相关宣传片段也主要着重于“两制”而不是“一国”,可是,越是回避,越是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要从根本上扭转局面,需要迈出一大步,而经过这次事件之后,相信会是一个契机。明年恰逢《基本法》颁布25周年,特区政府将会展开系列工作,希望在宣传方面也会有所改善。

“占中”或悲剧收场

“占中”由一开始就是过分单纯的书生理论,在香港根本无法实现,但最后被弄假成真,是因为有泛民及外部力量一齐推动,以“过桥式”的政治诡计造成现在的政治尴尬。从“622公投”被激进泛民骑劫开始,失败和混乱都早已预见。

学联和学民思潮等学生组织可以成为领导,并非因为他们“有脑”,而正是因为他们的学生身份。他们现在“飘飘然”,自我感觉良好,觉得香港可以由自己“话事”,但却也不过是“占中”三子的翻版,很快就会被放弃。试看,他们曾经一再呼吁市民撤退,最后却没有多少市民愿意体从学生领导。学生内部已经有很多人希望撤离,但学联周永康及岑敖晖、学民黄之锋不愿意。

同时,学生现在表面上希望继续和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平等对话”,更想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直接对话”,简直是天真和白痴,不失败才怪。可以预见,再拖下去,学联和学民思潮也将会很快跳船,就剩下一班暴民同一班天真的市民,这就是清场的时候,悲剧性收场的可能性高。

“占中”打正旗号要挟政府,有一帮求之不得的烂头蜶,泛民人士倾巢而出,加之筹备一年多,所有力量聚焦香港,如果说没有外部势力介入或主导,是很天真的想法。外部力量希望颠覆中国,香港的环境令其有条件推波助澜。

虽然现在章法很乱,但是“占中”运动每一项行动都有板有眼,内部支援很充足,背后一定有高人指挥。但从当前的局面看,后面高人很可能不止一个或只一个来源,且背后高人各自为政,互相取代,谁也不服谁、谁也不代表谁。

政府及金融机构早有准备,加之中环没有沦陷,所以“占中”对经济的短期影响有限,但若不及时制止,中长期来看很难预计。很重要的是,“占中”伤害了央港互信,及内地对香港的支持,沪港通临时叫停和京港经济合作研究会移师北京举行,都是明确的警号。但是,如果失去了内地支持,香港经济肯定没有前途。

“占中”直接打击民生,经此一事,社会民怨浮现;“占中”冲击法治,影响管治,“一国两制”的未来变化或有倒退式变化,这将对香港的长远发展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害。

解铃还须系铃人,“占中”一日不退,什么都做不了,动乱或流血清场都将是必然的悲剧,到时受害的不仅是被捕的“占中”人士,还有全港市民和香港这颗东方之珠。

从本港社会来看,市民不要再天真的相信政客暴民所提倡的“真普选”诉求,因为这些所谓诉求,都只是他们夺权搞事的借口,试看学联提出“广场公投”的题目,以及与政府恢复对话的条件,根本都是强政府所难,目的不过是借势搞事,“真普选”永难在这情况得到实现。

政府应严守法治这关禁制令必须得到落实

其次,如果怨气再深,特区管治将会更加困难,希望老师和家长可以认清政治和法理现实,劝谕学生撤离,不要成为政客暴民的工具,只要学生离去,政府不会再投鼠忌器,放心依法执法,恢复社会秩序。年青人和一般市民亦不要再偏听政客暴民的巧言,冷静地为香港前途着想,知所进退。

政府应严守法治这关,禁制令必须得到落实,所有扰乱治安的行为,不论是黄、蓝、绿、红人士,该拉就拉,该罚就罚,法治一失,香港将会沦陷。同时,政府也应做好《基本法》和法治的宣传,虽然慢了一点,但亡羊补牢仍未迟。

是次占领运动期间,从中央是次处理田北俊的做法中,可知中央已经预料就主权及治权问题打一场硬仗,但只是拉开序幕。不过有危必有机,有大乱才有大智,希望香港这次付出的代价不要太大。

庄金锋:四中全会为反“占中”指明方向

我也认为,把坏事变成好事,非常重要。因此,要正视现实,总结经验教训以此为鉴。今后反“占中”怎么办呢?中央这次下了很大决心,反“占中”要反到底,要一点不剩,血本无归。做到这一点要回到中央十八大四中全会刚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没有谈到“占中”,但提出八条措施,实质上就是反“占中”的指导思想。决定第七部分的第六点,篇幅300多字,主要涉及港澳问题。归纳起来,有八个方面。《决定》的措辞是“依法保障‘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这段话可以分成八个方面解读。

第一,坚持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第二,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第三,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第四,依法行使中央权力。第五,保障内地与香港、澳门经贸关系发展和各领域交流合作。第六,防范和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第七,依法保护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权益。第八,加强内地同香港和澳门、大陆同台湾的执法司法协作,共同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

这八条的核心,是按照宪法,加强《基本法》,同时行使中央权力。这不是过去理解的除了国防、外交都归特区政府,而是《白皮书》提到的,除了直接行使,还有间接行使的权力。这些是今后“依法治港”的重要方针,为反“占中”中指明了方向。反对派从“占中”开始就提出,香港要自主,后来又反对人大8月31日作出的决定,甚至要求人大撤回决定,又有人说要政治问题政治解决等等。这些问题都离开了《宪法》和《基本法》的框架。所以,中央的决定是有针对性的,符合香港实际的。

必须指出,四中全会的决定不仅仅是为反“占中”指明了方向,它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也为今后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香港的整体发展和根本利益指明了方向。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四中全会的决定强调香港要依法治港,这是首次把依法治港纳入到依法治国的整体规划里。说明这个法治的重要性。日前政协常委做出的撤销田北俊代表资格的决定,充分表明中央依法治港的决心。

凌友诗:吸取教训回归传统

经过此役,首先,国家可从中吸取教训,未发表的《国家整体安全报告》应该囊括教育、学术、传媒、互联网以及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安全。因为颜色革命都是由这些方面铺奠基础和推波助澜的。

再者,在台湾发生的让我痛心的事情,如今又发生在香港,让人十分忧急。台湾尤其是国民党本身就是民主普选的受害者,台湾这二十年来学运动辄出现,政府软弱无能,政党倾轧严重,经济空转、社会撕裂,这些都拜民主普选制度所赐,马英九先生应该对香港的艰难现状有深切体会,也要考虑香港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严肃性,不要再对香港普选问题发表不负责任的意见。

最后,是年青人教化问题。我建议先让年轻人回归中国传统的“孝、悌、忠、信”,多读国学经典。虽然争取年青人的工作千头万绪,但都该先回到原点——中国传统,扎根孝、悌、忠、信,避免社会道德滑落。

李炏煊:应由高度自治变成适度高度自治

学生退场,现阶段不太现实,因为现在“占领区”内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成功主导了香港,正如最近(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说了一句话,“我们可以决定你们的未来”,这并不只是反映他一个人想法,而是反映了现在占领区内多数青年人的感受。

另外,我认为教协对现在的局面必须承担非常大的责任,他们不止是鼓动中学生出来“占中”,现在甚至是小学已经开始进行那一套“占中”洗脑教育,更可怕的是有幼儿园的学生也被带到占领区,他们的老师说这就是他们的未来,还讲“占中”的理念,这样的教育不是洗脑又会是什么。

我们在幼儿园和小学教育的失守,导致青年人教育失败的加速,要现在占领区的年轻人离开几乎是不可能,除非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但这也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我们要解决问题是应该要软一把硬一把,既要来狠的,也要检讨如何在政策上贴近民生,贴近青年人的想法。

媒体的重夺是很漫长的过程

媒体的重夺也是很漫长过程。我建议从游戏开始,游戏作为软性教育是非常有效的。例如现在有香港人认为《三国志》是日本人写的,就是因为玩了很多年由日本人开发的《三国志》游戏。可惜我们在这方面的基础可以说几乎为零,现在是时候应该很好地抓一抓,须知道香港的民情不可能由“爱国爱港”阵营进行硬性灌输。

我曾经到过占领区跟学生交流,期间听到这样的话:“你的女朋友如果反对‘占中’,你要和她分手,如果父母反对,就要和他们脱离关系。”“占中”根本是从我们中国人最核心的部分去击碎最传统的家庭价值,是要从中心去突破,这也是最难以挽回的一点。

如今中央政府应该认真去想想怎样协助特区政府,不应该再过于相信香港人的管治能力,中央必须清楚香港现在的政治教育依然是执行性的教育,香港不具备足够的管治专才,所以我认为应该从完全高度自治变成适度的高度自治,这样香港才能更高效,香港才能有所发展。

田飞龙:“一国两制”未彻底破局 勿轻言全面管治

第一,法治成为央港关系的共同核心价值。双方共同维护香港法治和国家法治,中央把依法治港作为国家战略。这是需要坚守的阵地,也是内地法治的学习目标和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双方需要相互协同,把“法治稳固先行,民主渐进改良”作为政治层面的稳固共识。香港在法治方面依然可以对内地有启发和借鉴,彰显软实力优势,为国家现代化再做贡献。而国家依法治港,也是对香港核心价值以及自由、繁荣、稳定的最好维护。香港的渐进民主亦可扩展为有益的民主化经验,泽被内地。当然,这样考验香港反对派的政治大局观和中央的政治耐性。历史机会从来存在,历史机会也不断流失。

要在立法上坚决反对未成年人的政治化

第二,立法禁止未成年人政治化,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真正的政治自由选择。民主在香港已经逐渐成为宗教意识形态以及世俗神学,破除了原有的道德禁忌,典型表现就是片面的历史与民主宣教进中小学甚至幼稚园,“占中”运动有中学生被动员参加,运动中宣扬民主价值凌驾和压制其他一切道德价值,包括爱情、友情、亲情以及法治、社会团结等。殊不知民主从来不是最优越的道德价值,而是实现其他道德价值的正当制度机制。现代民主是启蒙时代后,以成人为中心的在公共领域的事件,是成年人在有限的政治公共领域和公共利益范围内关于如何选择管理人以及如何审议公共政策的理性程式。如果将这种理念和信仰过早地向未成年人传输,同时还伴有片面的历史观和意识形态,则相当于剥夺了他们进行多元观念学习的权利,使其丧失了在成年后自由选择或保守、或激进、或中间的政治立场的理性基础。当今香港民主文化环境下培养出的激进一代,濡染了广场运动虚幻的宗教热情,使其不能立足于历代人积攒的丰厚命运共同体美德之上,不足以承受历史,指导未来,从而成为被激进民主文化“宠坏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英美民主福音派和香港本地反对派对此应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

为了重建香港社会的德性基础,有必要在立法上坚决反对未成年人的政治化,反对向未成年人灌输在成人世界才可较为准确理解并运用的民主理念和意识形态。反对未成年人的政治化必须成为严肃的立法议题。这是考验香港社会政治文化是否真正成熟的试金石。

香港社会的民主是失控的高速列车

第三,学生如何退场。现在学运的主导权已经从泛民、“占中”三子完全转到学生手里。香港社会的民主是失控的高速列车,港府和警方作为被动的一方很难刹车。泛民需要有真正的政治家,把“占中”运动之“学生领导”转换成“领导学生”的状态,让成熟人士和政治精英掌控民主运动。这样看来,无论是泛民派议员的后台蜷缩,还是“占中”三子的“撤离”,都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既无公民抗命内在的牺牲美德,亦无从容自觉全程领导运动的政治责任感,颇有坐收渔利、随波逐流、合理避险的功利心理。

如果泛民不能形成集体的默契和共识来领导学生与政府沟通,结束这场运动,那只能说尽管反对派一直追求民主,至今还没有出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家。

一国两制底线应坚守  港人自治能力需继续培育

第四,中央不要轻言全面管治,一国两制底线应坚守,港人自治能力需继续培育。后“占中”时代,中央很难像原来一样,用“放任自流”的方法管治香港。在关键议题、核心价值、严肃政治的博弈场合,中央必须要守住。这包括要求特首忠诚、行政主导以及其他传统的关键议题之推进,比如安全立法、国民教育等,这些事关一国两制成败的基础以及国家的“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

同时,“一国两制”也还没有到彻底破局的状态,不要轻言全面管治。中央对细节不要有过强的外部干预,不要深入内部。一旦“全面管治”不是威慑性原则,而是实际策略,则会造成反弹,香港自我调节的机会将彻底丧失。任何自治的基础都是自我组织与维系的能力,中央管治仍应侧重香港自治宏观宪制环境的维护与改善,而留出充足空间给特区政府发展自治的中微观架构和实际能力。真正的“全面管治”将宣告“一国两制”的彻底失败,是中央再一次的“另起炉灶”,只能作为最终手段使用。央港政治各方有共同责任避免这一最不利情形的出现。

殖民150余年,回归17年,港人习惯了执行和管理,却不真正习惯决策和统治,一国两制下的“港人治港”不仅考验港人的实际自治能力,亦考验其理解本国复杂历史和国家政治并与之形成政治上理性与良性互动的超自治能力,同时还考验国家按照法治原则接轨“高度自治”的制度维系、改进与政策把控能力。“占中”运动全面检验了这些治理性维度,结果颇不乐观,但也非单方面原因或责任,如能借此机会深刻反思,理性进取,香港民主自治似仍有可期待余地。

王平:结束语

从大家的发言可以看出,香港正处在一个巨变的过程中,不仅特区政府,以及“占中”直接参与者,包括很多百姓对于“占中”,对未来管治和青少年教育等都有很多的思考。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论坛,并给出了真知灼见。“占领”行动尚未结束,希望参与者都以香港为家,以香港的前途为重。

评论员简介:

陈建强:香港专业人士协会主席、香港《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海外小组召集人。

关浣非:中国交银保险有限公司首任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吉林省人民政府经济技术顾问、复旦大学兼职研究员暨硕士导师、香港中国星火基金会荣誉顾问。

凌友诗: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香港公共行政学院高级研究顾问、前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高级研究主任。

田飞龙:香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

李炏烜:中港青年文化联合会主席、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港澳台对外办公室主任、苏港交流促进会常务会董。

庄金锋:上海大学法学院、港澳台法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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